林毅夫：謹慎對待重化工業熱

　　□文 林毅夫(

　　從2003年我國經濟開始的新一輪快速增長，主要是依靠在如鋼鐵、化工、重型機械等重化工業領域的大規模投資。一些人認為，這種在重化工業投資的經濟增長模式，標志著中國進入了新一輪經濟增長的上揚期。

　　但我認為，中國經濟近兩年來加速重工業化，并不像許多人以為的那樣，是中國經濟發展到了某個階段，產業升級自然帶來的結果。產業結構當然會不斷升級，但這一輪重工業化應該講還是有點走進了岔路。

　　在我看來，目前這一輪“重工業熱”不符合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要。中國勞動力過剩，應當更關注勞動密集型而不是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現在的情況卻是，沒有比較優勢的重化工業得到政府銀行支持，許多有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卻無法取得銀行貸款。據統計，重工業每1億人民幣的投資可創造5000個就業機會，輕工業同樣的投入卻能創造出3倍的就業崗位。而且重工業需要的是專業技術產業工人，無法吸納中國數以億計教育水平較低的農村勞動力。

　　中國的現實是勞動力便宜，資本昂貴，現階段大力發展沒有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結果很可能是銀行壞賬大量增加。而資本密集型大企業容易取得貸款也說明，目前以四大國有銀行為主的銀行體系不利于鼓勵勞動密集型企業發展，中國更多地需要中小型銀行給這些中小企業服務。

　　的確，這幾年中國經濟在國際上可謂是一枝獨秀，2003年我國經濟增長率達到了9.4%，2004年在9.7%，今年上半年也達到了9.5%。對外貿易連續兩年超過30%的增長，貿易額在全世界排名第三。面對快速的經濟增長和蓬勃發展的國際貿易，我們應如何定位中國經濟在國際上的角色？是繼續利用我國勞動力便宜的競爭優勢推動經濟發展，還是走戰略轉型路線？在探討這個問題時，歷史的經驗是值得注意的。

　　改革開放前我國推行的資金密集型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就是一種典型的趕超戰略。不過，幾乎所有實行趕超戰略的國家或地區都沒有達到趕超的目標；相反，一些沒有采取趕超戰略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卻取得了快速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或趕上發達國家的成績。日本和緊隨其后的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臺灣、香港等被譽為“東亞奇跡”的發展經驗是最為顯著的例子。

　　關于東亞奇跡，學術界存在種種不同的解釋。我認為最關鍵的原因是，東亞這些國家和地區實際遵行了比較優勢發展戰略，在它們經濟發展的每個階段都比較好地發揮了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它們的勞動力相對豐富，資本相對稀缺，就以發展具備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后來隨著經濟發展，資本逐漸積累，人均資本擁有量提高，要素稟賦結構得以提升，才逐漸把產業結構提升到資本、技術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產業。

　　形形色色的趕超戰略的鼓吹者和實踐者，都把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差異看作是發達國家與落后國家之間的根本差別，都把提升一個經濟的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視為發展經濟和趕超發達經濟的同義語。為了提升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執行趕超戰略的國家或地區不得不高度動員有限的資源，人為地扶持和優先發展一兩個資本密集型產業。

　　問題在于，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總體水平的升級，都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內生的變量，換句話說，是一個經濟中要素稟賦結構變化的結果。要素稟賦結構是指一個經濟中自然資源、勞動力和資本的相對份額。在任何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初期階段，要素稟賦結構的特征是資本的嚴重缺乏，在此要素稟賦條件下，為了推行資本密集型產業優先發展的戰略，所能做到的僅僅是把有限的資本傾斜地配置到少數幾個產業上，其他產業則將得不到最起碼的資本。

　　在發展戰略上，國家主要并不是選擇什么樣的角色，而是創造市場環境的問題。按照比較優勢來做的前提就是要準確定位，但是如果政府想扶持一些在競爭市場中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則必定會有行政保護。其結果，所扶持的產業，固然在扭曲價格和國家保護政策下可以建立起來，但在保護下必然缺乏競爭力；而受壓抑的產業因為得不到足夠的資本，也難以形成有效的競爭力，因而導致整個經濟缺乏競爭力，綜合國力的提高只能落空。而且，違背比較優勢所形成的畸形產業結構與勞動力豐富的要素稟賦形成矛盾，大大抑制了對勞動力的吸收，形成資源利用的二元性質使廣大農民不能均等地分享經濟發展的好處，相當大規模的人口處于貧困之中。

　　經濟發展的真實涵義，不是少數幾個資本密集型產業“鶴立雞群”式的發展，而是所有產業的資本密集程度的提高。而只有要素稟賦結構的提高，才可以達到這個目標。因此，一個處于落后地位的經濟所要尋求的發展，應該是要素稟賦結構的提升或人均資本占有量的增加。當要素稟賦結構的水平提高了，資本變為相對豐富而便宜，勞動力變為相對稀缺而昂貴，以便宜的資本來替代昂貴的勞動就是經濟的自然要求，整體的產業結構和技術水平的升級就成為水到渠成之事。

　　要素稟賦結構的提高，即增加資本在要素稟賦結構中的相對豐富的程度。資本來自于積累，而社會資本的積累水平取決于經濟剩余的規模，后者又依賴于生產活動的績效。積累的水平還決定于儲蓄傾向，儲蓄傾向越高，社會資本的增加就會越多，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也就越快。按比較優勢來選擇技術、發展產業，換句話說，實行比較優勢發展戰略，是提升要素稟賦結構的最佳途徑。

　　當一個國家勞動力資源相對豐裕，該國的比較優勢就在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如果這個國家遵循比較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為主的產業，由于生產過程中使用較多廉價的勞動力，節約昂貴的資本，其產品相對來說成本就比較低，因而具有競爭力，利潤可以作為資本積累的剩余量也就較大；而當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相對稀缺時，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就是資本密集型產業，發展資本密集型為主的產業就能創造出最多的剩余。

　　要使企業在做技術和產業選擇時都能夠對比較優勢做出正確的反應，需要有一個能夠充分反映各種生產要素相對稀缺程度的價格結構。即在勞動力相對豐富的條件下，勞動力價格應該相對便宜；反之，當資本變得相對豐裕時，資本的價格就應該相應變為相對便宜。只有在充分競爭的市場中，要素的相對價格才有可能準確反映要素的相對稀缺性。

　　充分競爭的市場機制不僅有利于一個發展中國家，按比較優勢來選擇技術、發展產業，還能取得最大的經濟剩余。而且，發展中國家資本最稀缺，按市場供給和需求決定的資本價格，即利率會相對高，因此，儲蓄的傾向也會高。所以，按照要素稟賦結構發展，總體產業結構的升級也會最快。

　　在中國這樣一個勞動力相對豐富的發展中國家，推行比較優勢戰略還能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使勞動者得到充分就業，工資水平隨著勞動力由相當豐富變為相對稀缺而不斷提高，廣大的勞動者因而可以從經濟的增長中不斷受益。因此，與發展重化工業的趕超戰略相比，比較優勢戰略更能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推行比較優勢戰略，政府的首要任務是維持市場的充分競爭，因為價格信號能夠準確反映要素的相對稀缺性。

　　除此之外，一個發展中經濟體如果能按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將會相當迅速，從而要求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必須相應做出迅速的調整。為此，政府還能以制訂恰當的產業政策的方式來促進經濟的發展。

　　首先，現實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產業與技術可供選擇。當產業結構因要素稟賦的變動而需升級時，無論是企業家還是政府，都需要有關于哪些技術或產業最能充分利用新的比較優勢、新的產業的市場潛力有多大、可能存在的競爭對手等一系列信息。然而，信息是一種準公共品。任何企業固然可以出錢出力去獲取這種信息，但信息一旦取得，其傳播成本接近于零，最佳的社會方案應該是讓所有企業知曉。此外，信息的收集、傳輸和處理過程具有規模經濟，因此，自然而然地，政府應該充當這個集信息收集、處理和分布的職能于一身的角色；并把處理過的信息以產業政策的形式公布于社會，作為個別企業選擇產業和技術時的參考。

　　其次，產業結構的升級，所需的相關變動的范圍十分廣泛。由于資金的限制和風險的存在，單個的企業不會在所有領域進行投資，而有時這種投資活動的不配套會導致結構升級的失敗。例如，要從以農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升級到以輕加工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教育、交通運輸、商業流通、基礎設施及進出口活動等都要有所變化；而從輕加工業升級為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產業，也同樣需要有相應大范圍的調整。單個企業是不能勝任這種協調職能的，政府的作用就在于通過決定朝哪個方向努力，對需要采取的行動進行分析，提供引導和支持，幫助單個企業就其自身的狀況和經濟發展前景做出最有利的投資決策，實現社會上各個企業投資活動之間的協調。

　　最后，對那些遵循政府產業政策的企業來說，作為創新者，與任何創新者一樣，他們的創新活動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如果成功了，其他企業可以隨之跟進，超額利潤很快消失；如果失敗，表明這個社會的比較優勢尚未達到如此高的階段，或是選擇的技術方向、市場需求的判斷不正確，其他企業得以避免重蹈覆轍。因此，無論成功還是失敗，創新企業的活動對其他企業來說都有價值，如果政府不能給予創新企業提供一定的外部性補償，產業和技術升級的速度將比社會最優的速度慢。

　　上述所說的產業政策與趕超戰略下的產業政策有個根本的不同點：趕超戰略所要發展的產業和這個國家的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是相背離的，而上述所說的產業政策所要發展的產業，則與變化中的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是一致的。

　　19世紀后期德國依靠“鐵與血”的政策，實現了國家現代化的經驗，常常被作為政府以產業政策促進經濟發展的成功典型。這種政策之所以成功，正在于當時德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為英國的60%，比法國還略高，所以，它所要發展的產業是符合其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的。20世紀50年代日本成功地推行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也在于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達美國的1／4，而且日本當時發展的重工業是勞動力相對密集的造船、煉銅等產業。

　　總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所創造的東亞奇跡表明，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是一種更為成功的經濟發展道路。雖然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可能是不自覺地遵循了這條道路，并沒有提出比較優勢戰略之說，但把它們所走的這條道路總結為比較優勢戰略，有助于我們準確地理解它們的成功經驗和謹慎對待當前的重化工業發展熱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