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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巴曙松
人民幣升值2%之后，我注意到，很多人關注2%的幅度對于中美的貿易狀況有什么樣的影響。實際上，2%的升值對中美貿易狀況的影響是很微小的，這是由中美之間貿易的互補性等多種因素決定的。由于中國特定的經濟結構，外向部門的比重比較大，進出口規模占GDP的比重非常高，實際上中國經濟已經融入到全球價值鏈中，成為其中的一個環節，所以，人
民幣匯率的決定不能只看中美的貿易狀況，還要看中國融入全球價值鏈中的總體貿易狀況。下一步的發展，還要取決于中國內需的提升等多方面的因素。
這樣的一個升值幅度從客觀上還達到了另外一個效果，那就是有利于抑制投機資本流向的大起或大落。2%的幅度使得投機資本處于進退兩難的境地，退出的話，這個幅度很難有明顯的盈利，考慮到財務成本可能還會有損失；如果不退出，人民幣匯率今后并不總是單邊向上變化的，而是可上可下的雙向變動，因此，對于投機資本來說，匯率波動的風險是比原來大了。
從目前狀況來看，未來的3個月到6個月都可以說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一個觀察期和調整期。我們實際上是從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相對比較僵化的匯率體制中退出，匯率的改革畢竟對貿易、就業、農產品、以及總體經濟等領域形成了影響，企業和金融機構等都有一個適應性調整的過程。決策者也會觀察升值對經濟的影響以及消化的程度；同時這也是一個調整期，即經濟的其它方面做出適應性的跟進。例如匯率波動幅度變大，金融體系將提供風險管理的工具，讓企業進行風險管理，企業重新調整自己的定價策略。
從應對可能的投機壓力角度看，顯然目前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應對投機壓力的能力顯著大于1997年以來的固定匯率制度。在浮動匯率制度下，應對投機壓力的主動權在央行手中，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的主動權實際上在投機資本手中；另外，參考一籃子貨幣而不是盯住美元，實際上籃子中的貨幣的相互波動可能部分被抵消，因此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壓力較之原來是下降了。在這樣一個相對平穩的匯率環境下，中國正好可以為金融市場的發展、外匯市場的更富有彈性的改革、外匯管理政策的調整等做好相應的適應性調整，為匯率制度具備更大的彈性奠定基礎。
對于中央銀行來說，人民幣均衡匯率的決定目前實際上是有兩個參照系的。第一個參照系就是把原來比較扭曲的匯率形成機制逐步市場化起來，讓市場去尋找均衡的匯率水平，另外一個就是參考一籃子貨幣。
到底人民幣的均衡匯率在哪里？實際上只有市場才知道。現在要做的事情，實際上就是逐步恢復市場的彈性，矯正扭曲的外匯供給和需求，讓市場化的外匯供給與需求來尋求人民幣均衡匯率。以前我們實行的是強制結售匯制，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實際上是被扭曲的，供給被放大了，需求被抑制了。現在逐步轉向企業可以提高留匯比例，在適當的時候預計會逐步轉向意愿結匯制，這樣結售匯這個環節彈性更大了，市場化程度更高了，企業可以做出自主決策了。結售匯環節的市場化，再加上交易環節的市場化，配合此次匯率波動區間的擴展，整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會有一個明顯的提高。這樣一來，整個外匯供求逐步比較真實地反映了市場主體的供求和預期之后，由此形成的匯率才更為接近均衡的水平，不論是決策者還是市場主體都是交易過程中的一個主體。
除了結售匯環節的市場化之外，交易環節的市場化也同樣重要。目前我們的外匯市場效率比較低，交易品種比較單一，更準確地說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外匯市場，而僅僅是一個結售匯頭寸的調劑市場。要形成高效的外匯市場，必然要從有形的外匯市場轉向無形的外匯市場，轉向做市商制度，由商業銀行自主對匯率的風險等進行定價，在統一對本外幣的資產負債進行管理的基礎上進行報價。下一步還要推出更為豐富的、靈活的遠期外匯交易、期貨期權等交易品種，以及貨幣經紀公司等市場制度，因此在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之后，中國可以說將要進入一個貨幣市場創新的密集期，這是市場發展的必然需要。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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