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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道，自從中國證監會，國資委和公檢法部門聯合調查組進駐科龍集團以來，發現眾多問題。通過查賬，他們發現科龍集團2004年10月份的財務往來賬中有幾百萬元的營業費、廣告費等。其中，2004年10月份在北京召開的“科龍集團20周年與中國企業改革路徑研討會”，有十幾張轉賬支票給了個別經濟學家。后來對科龍財務資源部副總監詢問得知，當時科龍給參加研討會的知名學者出場費是每人8萬元，另外根據每人在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出來的稿件，按每字人民幣10元支付稿費。網上搜索，對當時某些經濟學家發言的內容和長度進行
分析，不難發現，僅參加此次研討會，部分經濟學家就有十多萬元的收益。（新浪財經注：新浪財經向科龍集團核實此事，科龍集團新聞發言人斷然否認此事，認為屬于無中生有。）
專業人員利用自己的專長，為企業出謀劃策，收取出場費，本無可厚非。但是，如果在參加某個企業組織的研討會，并且收取高額費用之后，居然對外宣稱自己跟企業家不熟，這就有點匪夷所思了。我想，作為研討會的主辦單位，必定會對這次活動追悔莫及。因為在一個企業組織的研討會上，有人呼吁善待企業家，可是當支付了大量的出場費之后，居然有人聲稱自己跟企業家不熟悉，所以無法回答記者關于這家企業和企業家的問題。
科龍集團是否經常性地做這樣的虧本買賣?
現代企業是各種要素高度集中整合的特殊社會組織。企業的利害關系人或者普通老百姓，有權利了解企業的真相。對于開放型的企業譬如上市公司更是如此。但是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除了立法機關制定法律，強迫開放型的企業披露企業的信息之外，政府有關部門和國立學術機構的學者，必須站在公正的立場上，幫助公眾了解企業的真相。假如國家法律規定企業必須履行披露信息的義務，但是，有關責任部門尸位素餐，國立學術機構的學者卻又成為企業家的代言人，那么，公眾的知情權如何能夠得到保障呢?
退一步說，學者并非不能為企業家服務。但是，作為經濟學家，在對企業家所在的企業發表意見的時候，必須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發表客觀公正的見解。即使有選擇披露信息，也應該秉承誠實信用原則，坦率承認對舉辦活動的企業了解不夠。如果站在一個有問題的企業所提供的講臺上，高呼善待中國的企業家，那么不是為了掩蓋事實真相，也是別有用心的誤導公眾。
如果這樣的經濟學家多了，那么社會的安全系數就會下降。因為在整個社會結構中，必須存在這樣一批人，他們站在公正的立場上，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引導公眾對市場主體和政府進行評判。
我們需要經濟學家在公眾場合發表對中國企業，乃至中國企業家生存狀況的專業性研究意見。但是，在承擔這一角色的時候，希望他們不能夠轉移公眾的視線，不能掩蓋真相，更不能為了迎合某些企業家而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如果人們發現經濟學家不再值得信賴，如果公眾從大眾傳媒上不能得到正確的帶有導向性的專家意見，那么，這個社會將會處于一種極不安全的狀態。道理很簡單，公眾的經濟活動可能會因為經濟學家的錯誤導向而產生危險的后果，如果那樣，不但市場經濟運行機制難以發揮作用，而且整個社會將會陷入到爾虞我詐的蠻荒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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