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清泰：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企業社會責任

　　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起點，體制轉軌的關鍵時刻，中央提出了兩個關系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命題。一是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二是構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進入新世紀，中國改革和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一方面，消費結構升級、工業化、城市化構成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使中國蘊涵巨大的經濟增長潛力；經濟全球化使中國

更深刻地融入國際分工，跨國投資和國際產業結構轉移向著有利于中國方向的轉變。使我們具備了經濟持續增長極為有利的條件。

　　另一方面，我們的經濟增長方式卻存在缺陷，經濟與社會、人與資源環境的矛盾凸現，可持續發展面臨嚴峻挑戰。現在，城市與農村、東部與中西部、高收入與低收入、經濟與社會、人與資源環境的不均衡已經到了相當程度。高投入、低效率、重污染的經濟增長機制越來越受到資源環境的制約，社會不穩定因素也在增長。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黨、政府和全體人民的繁重任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所追求的更高目標。

　　除政府外，企業是當今社會最有力量的組織。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企業處于特殊的地位、應發揮重要的作用、承擔重要的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在企業內，要構造各個利益主體之間的和諧氛圍；二是在企業外，要主動承擔對自然環境、對社會各利益相關者的義務。

　　就是說，企業在賺取利潤的同時，要主動履行環境友好并承擔對員工以及利益相關者，如顧客、社區、債權人等的責任，至少不應損害他們的利益。就是說當今的企業，應超越惟利是圖的境界，除有追逐利潤的本質外，還應遵從社會道德規范，有“公益性”的一面。

　　實際上，企業是一個“多面體”。作為經濟范疇的企業，它追求最大利潤；作為法律范疇的企業，要作好的“企業公民”；作為道德范疇的企業，它要承擔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不僅是企業存在的使命，而且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是企業必須面對的現實；它不僅是一種道德和良知的呼吁，而且它正逐步成為剛性的制度約束；不僅是一種理念、文化，更是企業必須面對的社會實踐。在體制轉型、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這一點顯得特別重要。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極低的經濟水平上起步的。在人均GDP不足300美元的情況下，為解決溫飽和改善基本生存條件，國家和企業的注意力幾乎全集中于短期經濟利益，不惜代價地創造經濟增長。盡管在當時是不得已的，但在這一過程中卻形成了急于求成、“有水快流”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機制，它的慣性一直影響到今天。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人們的發展理念逐漸進入了誤區。如在經濟增長的量與質的關系中，往往把速度和數量放在第一位；在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關系中，往往把增長等同于財富、增長就看做是發展；在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關系上，往往重經濟發展、輕社會發展，見物不見人，忽視發展的均衡關系；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往往只想利用自然、向自然索取，甚至企圖“征服”自然。這些理念也深深地影響了企業。

　　這種增長方式的特點，是高消耗、低效率、重污染，以大量的資源、勞動力和環境投入，換取高增長。例如：

　　我國經濟增長中對投資的依賴程度比較高，近兩年投資率已超過40%，2004年達到43.9%。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2004年超過了67.39%

　　我國單位資源產出水平比較低，平均只相當于美國1／10，日本的1／20，德國的1／6。與世界水平相比，噸鋼綜合耗能高出21%、發電廠供電耗煤高出22.5%、水泥綜合耗能高出45%。

　　全社會從業人員勞動生產率比較低，只相當美國的1／46，日本的1／41，法國的1／34。

　　環境污染比較重，2003年我國二氧化硫排放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僅次于美國；七大水系“劣五類”水質已占30%，酸雨面積占國土面積已達1／3。

　　人與資源環境的和諧，最主要的是企業與資源環境的和諧。盡管我們與發達國家發展階段不同，有許多不可比因素，但不管怎么講，我們確實浪費了過多的資源，還沒有超越以大量消耗資源、損害環境為代價的外延式粗放型經濟增長階段。這是不可持續的。勉強地沿著這個軌跡走下去，也會受到自然力量的報復，不可能造福于大眾。

　　國家經濟技術指標的落后，實質是企業落后；國家經濟增長方式落后，實質是企業發展模式落后；國家經濟增長質量低，實質是企業效率低。

　　現在，中國經濟總量達到了相當規模，資源環境已經成為瓶頸；而較低的資源效率又放大了資源環境的約束強度。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已經成為我們面臨的十分緊迫的課題。GDP只是按市場價計算的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生產活動的總量，并不等于財富。它不能很好反映要素的投入量和投入結構(包括資源、環境)；也不能反映產出品的質量。搞不好就會出現“沒有發展的GDP”、“沒有社會進步的經濟增長”。例如，經濟總量擴大了，但可能結構惡化了、環境破壞了、人類生存和發展條件下降了，地區綜合實力和人民生活綜合質量并沒有相應的提高。粗放發展模式所創造的財富，遠不如GDP增長表現的那么多。如果把資源浪費和土地、大氣、自然遭到破壞的成本計算在內，經濟增長的實際效果更要大打折扣。這一方面使人民可分享的蛋糕比預計的少了許多；另一方面，不可再生資源的浪費和環境的破壞，迫使全社會要長期付出代價；三是經濟增長質量不高的風險很大部分會轉移到銀行，會積累系統性經濟風險。

　　評價增長方式主要看三個指標：一是維持經濟增長投入要素的結構和數量，即投入資源的結構和資源消耗率；二是環境受損害的程度、可修復性和修復的成本；三是技術進步的貢獻率和自主知識產權的積累。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是由主要依賴資本、勞動力、資源、環境投入，實現量的擴張；轉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使提高效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

　　企業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但往往也是直接和間接浪費資源、損害環境的責任單位。企業總體水平決定國家經濟水平；企業的總體效率決定國家競爭力；企業的社會公德和責任意識對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關鍵意義。因此，在轉變經濟增長機制、實現可持續發展中企業扮演特殊重要的角色。

　　作為一個企業公民，必須增強社會公德、增強責任意識。要改變已經相當普遍存在的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企業理念。實際上，實現可持續發展所要求的提高經濟增長質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發展循環經濟、開發綠色產品、推進綠色生產、建設節約型社會等，原則上講都是必須靠企業的努力才能實現的。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世界悄然興起了一場“企業社會責任”運動。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變被動為主動，對企業社會責任逐漸取得認同，不僅自己提高了社會責任意識，并開始紛紛要求合作方、供應商必須接受勞工保護標準、環保標準的審查。由此在國際上形成一股巨大的企業社會責任的浪潮，各國、各企業無不感到他的存在和巨大影響。

　　聯合國1999年制定了企業《全球契約》，推動《企業生產守則》運動。要求加入的企業自覺遵守人權、勞工、環保和反腐敗等原則。世界銀行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與利益相關者的關系、價值觀、遵守紀律、尊重人以及有利于所在社區和環境的有關政策和實踐的集合，是企業為改善利益相關者的生活質量而貢獻于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承諾。

　　在此基礎上，繼ISO14000環境管理體系標準之后又出現了SA8000企業社會責任管理體系。這些都是指導和督促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守則。

　　SA8000是由非政府組織制定的企業社會道德規范。它突破了傳統守則形式，把非經營性、非技術性的抽象道德、精神、理念層面的內容標準化了，是可以由第三方認證機構審核的自愿性標準，已經成為衡量企業的道德指數。這一標準不僅被越來越多的國家、國際組織和企業所接受，而且很多跨國公司為了提升品牌形象，紛紛加入這一運動，以此調整自己的價值觀、重塑自己的企業文化。他們不僅率先垂范，并要求合作企業、配套企業、供應商，包括發展中國家的制造基地，都要遵守企業社會責任守則。

　　國際上“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核心內容與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企業要承擔應有責任的理念有很多共通之處，是企業價值觀和企業文化的重要內容、是可以借助的工具。

　　改革開放后，在批判“大鍋飯”的同時，一些企業走入了另一個誤區。在利潤至上的引導下，一些企業放棄了自己的社會責任。他們不惜以拖欠工資、剝奪職工、制假冒牌、坑農害農獲取短期利益，甚至偷稅走私、圈錢逃債，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企業追求利潤，必須來之有道；成熟的企業有比利潤更高層次的追求。必須承認，在任何時候企業與社會的各種關系都存在一種基本準則。有的部分是以立法的形式表現出來，有的則反映在支配企業決策和行為的道德、慣例、責任感和價值觀中。這些準則往往并不像經濟現象那么清晰明白，通常較為復雜，甚至含糊不清。例如，企業除了遵守法規、照章納稅，還必須誠實守信、善待員工、使員工有機會分享企業發展的成果，要珍惜資源、保護環境、尊重社區、促進社會和諧和回饋社會等。

　　隨著競爭格局的變化和社會意識的普遍增強，企業的社會形象和企業的誠信、品牌等一樣重要。取得社會公信的企業更被市場青睞，具有更強的競爭力。企業要獲得成功，管理者必須像對待經濟問題一樣，使承擔社會責任變成企業戰略和企業行為的有機部分，積極理解并對非經濟環境和非經濟力量做出正確的反映。

　　就是說企業管理者在做出決策的時候，必須考慮公司對員工的法定義務，公司政策和措施應促進公司內部的和諧；還必須考慮公司行為是否有利于公眾利益、社會進步和社會和諧。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面對新形勢黨中央提出的一個新的重大命題。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企業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同時，企業也將是社會和諧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