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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金融時報》載文指出，美國在有關經濟政策和匯率安排上沒有資格對中國說教。
斯蒂格利茨的觀點主要有：
第一，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美國乃至全球經濟帶來的影響仍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雖然中國已意愿調整匯率，但不清楚下一步的政策動向和匯率調整幅度。中國經濟實現了幾乎不存在通貨膨脹壓力的持續增長，人民幣即使更大幅度的升值，也不大可能對全球經濟失衡產生很大影響。首先，鑒于存在“高報出口”和“低報進口”，中國貿易順差的真實規模無法準確掌握，這種逃套匯是投機資本流動的一部分。其次，中國特別是對美出口加工貿易比重較高，已經減低了人民幣升值效應，如果人民幣出現更大幅度的升值，中國企業很可能會以犧牲利潤來保持國際競爭力，進一步削弱人民幣升值效應。此次人民幣升值以及可能隨后跟進的多次小幅升值，僅能略微減緩中國出口的增長勢頭。
第二，人民幣升值無法緩解美國貿易逆差。目前，美國700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約為中國貿易順差的9倍。然而，此次升值或隨后升值，都無法解決全球貿易失衡特別是美國貿易逆差問題。如自去年12月底全球紡織品配額壽終正寢以來，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紡織品銷量彼長此消。對中國紡織品設限，美國還要向其他發展中國家進口紡織品，因此美國的進口總量不會發生多大變化。
更為根本的原因在于，貿易逆差等同于資本流入，而資本流入彌補國內投資和國內儲蓄之差。財政赤字增加和國內儲蓄下降一般會導致貿易逆差增加。如果美國國內投資不下降或國內儲蓄不增加，那么貿易逆差將一直持續。如果中美貿易實現平衡，由于中國不再將貿易順差用于填補美國巨額財政赤字，美國國內投資可能會減少，中期和遠期利率可能提高。如果利率提高打擊了美國房地產泡沫，可能會加劇美國經濟低迷和投資下降。
第三，“市場決定匯率水平對中國有益”是一個認識誤區。在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國家、也很少有權威經濟學家認同政府不應干預市場的觀點。或者說，沒有一個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放棄對宏觀經濟的干預。政府干預不力和干預過多都會使國家遭受損失。各國政府都通過規定利率定期干預金融市場。凡是政府能夠采取一定措施實現匯率穩定的國家，經濟發展普遍強于其他國家。匯率風險會為企業帶來巨大成本，發展中國家企業防范匯率風險的代價很大且經常無法防范。
過去20年來，中國的市場因素日漸重要，政府角色逐步削減，但仍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由于充分發揮政府和市場的作用，中國人普遍受益，效率與公平問題處理得比較完美。一方面是中國國民收入連續20多年以每年9%的驚人速度增長，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增長的成果得到廣泛共享，從1981年到2001年，4.22億中國人脫離了絕對貧困狀態。
反觀美國，美國經濟增速是中國的三分之一，貧困人口在增加，家庭實際收入也在下降。美國國民儲蓄凈總額遠低于中國。中國比美國培養了更多的工程師和科學家，他們能夠參與全球經濟競爭。美國在削減基礎研究經費的同時，卻在增加軍費支出；在債務繼續膨脹的同時，卻使最富裕的美國人享受永久減稅優惠。因此，中國根本沒有必要向美國征求有關匯率政策或宏觀經濟管理的任何建議。
(駐英國使館經商處 徐清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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