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雷斯科特：向更為市場化的方向邁進

　　本報記者 亞楓 北京、上海報道

　　愛德華·普雷斯科特教授與基德蘭德教授是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的代表人物，他們通過對宏觀經濟政策運用中“時間一致性難題”的分析，為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的實際有效運用提供了思路；并通過對引起經濟周期波動的諸種因素及其相互關系的分析，加深了人們對于經濟周期波動的認識。

　　2005年，中國的利率和匯率一直困擾著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抉擇，為此，本報記者獨家專訪了普雷斯科特教授。

　　《21世紀》：1969年以前，你會稱自己是統計學家而不是經濟學家，為什么給自己這樣的定位？

　　普雷斯科特：在研究生階段，我讀了跟經濟學幾乎一樣多的概率和統計課程，我的學位論文是關于貝葉斯統計結果問題的，此后，我寫了很多關于可變參數回歸的文章，這些都與預測有關。

　　《21世紀》：變化發生在1969年這一年，你和小盧卡斯共同發表了題為《不確定狀態下的投資》(Invesetment under Uncertainty)的論文，這篇論文向經濟學家們展示了如何將統計學研究方法成功解決復雜的最優化問題。您如何評價這篇論文？

　　普雷斯科特：這是一篇很重要的論文，這不僅是一家公司的問題，而是一個行業的均衡，引伸出回歸競爭等式，它對經濟學的發展很重要。一個有固定轉換概率的馬爾可夫隨機過程等式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創新。

　　論文中的許多概念和研究方法奠定了新古典經濟宏觀研究的基礎，也奠定了我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理論基礎，比如“動態一般性均衡分析”方法就是后來的“動態一般性均衡模型”的前期工作。

　　《21世紀》：一個有意思的說法是，你曾因為感到教一門沒人理解的科學太沒意思而主動停止了繼續講授宏觀經濟學一段時間。當時的情況是什么樣的？

　　普雷斯科特：那時候宏觀經濟學就是IS-LM模型，與動態的經濟學理論不協調。我的結論是這種抽象的東西對應付現實問題是沒用的。在我看來，宏觀經濟學已經從尋找理論的階段進步到將理論的內涵導出的階段。在這方面�熀暧^經濟學已經變得類似自然科學了。但是與自然科學不同的是�熀暧^經濟學研究人們的決定是基于他們認為什么將要發生�煻�什么將要發生又依賴他們的決定.這意味著均衡的概念必須是動態的�煵⑶胰缥覀儗⒖吹降蘑熯@種動態性是現代宏觀經濟學的核心。

　　《21世紀》：您的“時間一致性”和“真實商業周期理論”具體說來是怎樣的？

　　普雷斯科特：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否定了把經濟分為長期與短期的說法。實際上，在長期和短期中決定經濟的因素是相同的，既有總供給又有總需求。由此出發，經濟周期并不是短期經濟與長期趨勢的背離，經濟周期本身就是經濟趨勢或者潛在的或充分就業的國內生產總值的變動。

　　時間的一致性問題主要表現在，由于政策在時間上的不一致性(動態不一致性)所造成的政府政策目標無法完全實現的問題。也就是說，由于政策缺乏可信性而導致政策實施的實際效果未能達到最初的政策目標，從而無法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經濟政策的實施會影響投資者和消費者的預期和決策，投資者和消費者的決策又會導致政策失靈，從而迫使政策制定者對政策進行修改，修改的結果是最好的政策最終遭到放棄。

　　《21世紀》：您認為，在當前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影響中國的真實商業周期的因素有哪些？

　　普雷斯科特：中國的問題是繼續保持開放和保護財產權利。如果有什么不好的動蕩，政府經常會采取一些對經濟很有害的行動，這在美國1930年代的時候發生過。這些非市場化因素會使得中國經濟的真實商業周期發生偏離。

　　《21世紀》：中國加入WTO之后，越來越多的人都相信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應該遵守“規則”。您認為，什么才是中國的最優規則？在什么情況下，這些最優規則能夠實現？

　　普雷斯科特：一個國家必須有廣泛的所有權基礎，各種產品通過個人儲蓄賬戶和家庭所有權來分配。必須有一個強大的集團來保證執行規則。

　　《21世紀》：對于中國的金融體制改革您有什么看法？中國目前的貨幣政策制定正面臨著兩難境地，您是如何看待中國的貨幣政策的？

　　普雷斯科特：中國應該使貨幣自由浮動，如同歐元、美元和英鎊一樣。

　　《21世紀》：對于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你有什么看法？有哪些建議？

　　普雷斯科特：經濟一體化推動生產效率的提高，如果沒有一體化，中國不可能有奇跡般的增長，那些在生產效率方面有很大障礙的國家是貧窮的。中國應該向更為市場化的經濟體制方向邁進，人員和物品在各地區間自由流動，這樣才能發揮出中國經濟本身孕育的潛能。

　　同時，當前的世界各國，總的勞動力供給及其相關的醫療和養老體系問題是融資問題。惟一的解決辦法是強制儲蓄賬戶。美國當前的保險浪費了20%的消費，歐洲的情況更糟。希望中國能夠在設計醫療和養老體系中有所建樹。

　　(感謝上海國家會計學院支持)

　　中央銀行的角色 普雷斯科特

　　中央銀行的責任是什么？就是要保持一個高效的支付和信貸體系，這就意味著要保持穩定的價格和利率。

　　人們對于中央銀行的職能往往有一些迷惑。在1990年代末，美國經濟繁榮，是不是格林斯潘造成了這樣的繁榮？從媒體報道來看，大多數人都持這樣的觀點。在美國的經濟政策當中，最受人贊譽的應該就是貨幣政策這一塊，聯儲的主席格林斯潘被看作是一個創造奇跡的人。

　　是不是格林斯潘真的應該得到這樣的贊譽呢？——首先強調，格林斯潘是一個偉大的中央銀行的主席，他在1990年代末的時候降低了通貨膨脹，增加了短期利率。克林頓想把權利拿過來，管理銀行體系，格林斯潘保持了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但是我要進一步講到，貨幣政策跟經濟的繁榮沒什么關系。我們可以使用一下基德蘭德和我建立的一種經濟研究方法，這個方法使我們拿到了諾貝爾獎，我們發現貨幣政策實際上和真正的產出和就業間沒有直接關系。雖然貨幣政策的確會影響到支付體系，它可能會造成經濟的蕭條和金融的危機，但我們看到稅收的政策與實際產出的關系，就知道影響整個勞動生產力的政策究竟是什么。

　　我關注的是一些真實的要素，這些要素更能夠解釋1990年代末美國的經濟繁榮。當時的稅收比較低，勞動生產率不是非常高，難道當時的人就是特別愿意努力地工作？2005年的時候我們得到了這個問題的答案，實際上是因為當時公司的業主做了大量的投資造成了經濟的繁榮。這些投資沒有反映在它的GDP里面，它是作為費用，實際上產出比報告的要高。

　　通過對資料的研究，我們看到人們做了這些投資，是因為他們希望自己能夠建立公司，然后將來能夠上市，然后得到大量的資本利益，或者是被大的公司收購，然后實現大量的資本利益。這種資本利益也沒有在他們的賬戶上表現出來。按照國家的會計體制，這種收益在會計賬本上也看不出來。那我們看到在這個階段實際上的工資非常高，因此人們工作非常努力，在實現資本收益的同時也創造了大量的稅收收入。

　　基德蘭德和我建立了一些非常具體的量化的模型，研究了政策在時間上的不延續性，發現貨幣政策不能夠被用來控制經濟，中央銀行如果不是努力地在那里控制經濟，經濟反倒更加地穩定。我們對于中國應該怎么做，我給幾條建議。首先，必須建立一個有競爭性的銀行體系，就是銀行的集中度不能太高；第二，去除金融控制；另外，要有一個獨立的中央銀行，并且要保持它的獨立性。

　　那么中央銀行的政策應該是怎樣的呢？必須要保證這些銀行們有足夠的藏富能力。銀行家們往往會做出一些承諾，他們有時候甚至會去賭一把，但是必須要對他們有合理的監管。有一些國家曾經遭遇過銀行系統的坍塌，比如瑞典在1980年代初，智利在1990年代初都遇到過這種情況，所幸對他們的經濟并沒有造成特別大的影響。而日本1990年代初的金融危機，使他們失去了整整十年的增長。保持價格和利率的穩定性至關重要，這可以幫助我們獲得雙贏互益的合同關系，人們可以得到更多的按揭給自己購買住房等等。

　　所以，中央銀行的角色就是要保持一個有效率的支付和信貸體系，也就是說保持價格和利率的穩定。這并不意味著要去保持匯率的穩定。我認為如果去除金融控制，人民幣不會升上去，反倒會平衡。

　　(本文系作者在6月4日至5日在上海啟明研究院諾貝爾獎得主講壇的演講，本報記者姚穎整理，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