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增長模式--一個至關重要的選擇

    2005年1月21日，新浪財經與CCER共同召開第二屆中國經濟展望論壇圓桌研討會，本次研討會是在中國經濟展望論壇十場互聯網在線討論的基礎上進行的。論壇專集《展望中國2005》新書首發式也同時舉行。圖為經濟學家吳敬璉在演講。

   下面是吳敬璉老師給我們做主題演講。

　　吳敬璉：在一些場合我發表過一些意見，引起過很多的討論，今天在這個會議上我想講講，我只是講一個輪廓，因為討論涉及到的問題很多，所以我比較快的講一下。

　　 這個議題的提出是從實際經濟工作中提出來的，2000年十五屆五中全會作出了一個關于制定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這個建議里提出來第十個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是調整經濟結構、優化經濟結構。怎么調整呢？里面做了一些規定，比如說大力發展服務業，比如說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到了十六大的時候，進一步提出來要走出一條新型工業化的道路，什么叫新型工業化道路？十六大有一串話里講到這個問題。在實際的經濟生活里，好象是另外一回事情，比如說在2001年，本來說要搞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我們北京就是一個最好的地方，北京可能是全世界IT產業的基礎人才集中度最大的地方。可是有一天我跟段永基一塊兒去看當時的劉淇市長，一進去，他第一句就說你們提了一個建議，北京應該成為高新技術的創新基地和高新技術產品的產業基地，但是這個基地的收入上不去怎么辦？看起來還是要靠制造業。后來大家都知道，在2003年終于找到了能夠保證GDP上去、財政收入上去的制造業，這就是200天的現代奇跡，用200天就可以搞到幾百億的產值，幾十億的財政收入。前年去參加深圳的高級顧問會，我們這些高級顧問都是一些老頭，我們都大吃一驚，深圳認為它的產業結構有很大的問題，什么問題呢？太輕，要向重型發展。一方面發生了很大的資源短缺，另一方面又說太輕，我們抱著很大的希望，因為像我們的IT產業，應該說最成功的就在深圳。我們電信業最好的兩個企業就在深圳，華為、中信，可是他們認為這是毛病，汽車業要向大石油化工轉化。他們資源又極其緊缺，深圳的GDP是香港的六分之一，深圳的可用土地跟香港一樣的多，香港開發了100多年，可使用土地用了22％，深圳說已經沒有生存空間了，要求把惠州劃一塊兒給他。這些都引起了我的思索，到底應該是什么樣的發展路子？我們說要轉變增長方式，要優化結構，到底怎么優化？到2003年就比較明確了，我的原博士生給他們寫了很有影響的文章，就是在2003年討論熱不熱的時候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經濟日報》發表的，說不是因為經濟過熱，而是因為中國進入了重化工業的階段。現在中國進入了這個階段，所以不是經濟過熱，而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新的經濟階段。這樣以來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正在醞釀“十一五”規劃，就是2006年到2010年的規劃，各省報來的規劃差不多都有一條，既然中國進入了重化工階段，我們的省也要進入。甚至在研討科學發展觀、研討新型工業化道路的研討會上，把科學發展觀，把新型的工業化道路具體劃為重型化，這是對還是不對？我自己的考慮是我認為對新型解釋得不大一樣。看了許多書，重新來學習發展經濟學的道理，我的判斷是這是典型的舊型的工業化道路。

　　 我講四個問題。首先講什么叫舊型的工業化道路，什么叫新型的工業化道路，已有的理論文獻是怎么講的。這可能對在座大多數各位已經是老聲常談了，我們可以重溫一下。好象以前定論了，前幾天北大的一位教授發表了不同的意見，我看報上的標題都說“爭論的焦點是能不能繞過重工業階段”，首先是肯定了有這么個階段，然后我們在這兒討論能不能繞過去。雖然說是老聲常談，但是大家還得重溫一下，然后講講過去有哪些問題，我們現在應該怎么辦？最后回答在最近的半年里，在很多場合很多朋友有討論，討論中提出了一些問題，我想做一個簡單的回答。

　　 第一個問題，從八十年代初期版本的教科書開始，把近代以來的經濟發展分成三個階段，每個階段有不同的增長模式，第一個階段是“起飛”前的經濟發展的階段，第二個階段是第一次產業革命以后的階段，第三個階段是第二次產業革命以后的階段。三個階段的增長模式是不一樣的，第一個階段主要是依靠著自然資源投入，大家都知道，不管是A.SMITH、T.MALTHUS還是D.Ricardo，都是當土地資源全部被使用之后，就陷入了馬爾薩斯陷井。就是因為當時的經濟學家對于經濟發展的前景看得很暗淡。可是到了第一次產業革命以后，經濟沒有陷入馬爾薩斯陷井，相反因為第一次產業革命打開了新的發展前景，擺脫了土地限制。工業化的早期階段的增長是靠什么呢？就是靠機器代替手工勞動，發展大機器工業，這就是狹義的工業化。為了要用機器代替手工勞動，那就要生產機器，就要生產機器的機器，就要發展重工業。所以，經濟增長是靠資本積累，靠大量的投入資本來支撐。對于這樣一個增長的模式，最先看到這種增長毛病的是馬克思，當時的資本主義就是在早期工業化階段，這個資本主義它必然的導致嚴重的社會矛盾，是做了非常嚴謹的論證，不是從一個價值觀出發的。這個嚴謹的論證最關鍵的就是“資本有機構成”(不變資本/可變資本)不斷提高。有機構成的提高它一定會導致兩個結構，一個結構是馬克思說的平均利潤率降低的規律。按照馬克思主義能夠創造價值、能夠創造利潤的是勞動，可變成本的利潤不斷的減低，當然利潤率就會降低，因為大量的投入資本。但是，它好象沒有運用收入遞減、效益遞減的概念，但是他講了一個道理，因為利潤率下降，所以競爭加劇，所以資本的集中化，形成壟斷。壟斷的極限就是全社會只有一個資本家。另外一個必然的規律，馬克思把它叫做相對過剩人口不斷增加的規律，就是失業不斷增加的規律。因為可變資本部分，就是還工資的部分在總的資本中的比重下降了，所以工資水平就會下降，失業就會下降，這是必然的。而所有這兩條最重要規律的結果就是階級矛盾的尖銳化、壟斷的加劇和資本主義末日的來臨。所以，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最后的結論是資本主義的喪鐘就會敲響。

　　 也有跟他不太一樣的觀點，就是斯大林的觀點，斯大林從模式中引出的工業化道路，列寧從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導出來第一物類不斷增長，它討論的不是社會矛盾，而是經濟結構的變化。這可能是對早期工業化適時的描述，到了斯大林就變成重工業優先增長。斯大林認為資本主義層次發展先從輕工業開始，然后逐漸的把重工業發展起來。而如果能夠取得政權的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工業自覺的運用。所以，斯大林說不是發展任何一種工業就是工業化，工業化的基礎就是發展重工業，在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通常是從經驗開始的，只有經過一個長時期才轉到了重工業。共產黨拒絕了通常的工業化道路，而從發展重工業開始實行國家工業化，這就是1925、1926、1927年俄國共產黨所決定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路線，優先發展重工業。

　　 林毅夫《中國奇跡》里講到斯大林知不知道霍夫曼定理，他大概是不知道的，霍夫曼定理是1931年的，而俄國共產黨是二十年代的。現在從五十年代以后的發展經濟學書上就見不到霍夫曼定理了。但是，在中國這是比較時興的說法。所以，我還得說兩句，霍夫曼的歸納有一個很關鍵的真理，就是霍夫曼經驗真理，因為他是按照經驗外推的，是從工業化的早期階段、中期階段的情況外推的，說到了后期階段第一物類就變成主要的了，后來就有一些討論，叫做資本品生產換成了重工業了。有個什么特點呢？就是他整個的分析是在兩部類的框架下進行的，只有第一產業、第二產業，沒有第三產業，這個書是1931年出的，英文版是1958年出的。那個時候還沒有第三產業之說，只有兩個產業部門，一個是農業，一個是工業。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就把工業部門內部的結構問題和整個社會的產業結構問題是混為一談的。有了第三產業以后，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他來說是無可厚非的，因為只有兩個部門，大機器工業逐漸壯大，農業的比重逐漸下降，在這個過程中，重工業尤其增長得快。所以，列寧在談論市場問題里也是這么說，工業比農業增長得快，重工業比輕工業增長得快。我們現在再來討論引用霍夫曼的時候，就不能用霍夫曼定理來定義整個社會產業結構。有的時候說工業內部結構，重工業快于輕工業，有的時候又說中國經濟甚至中國進入了一個重工業的階段，這個以后我們還會講到。

　　 對于這種早期工業化的模式的理論概括，就是哈羅德和多馬。哈羅德是怎么提出來的，我不知道，多馬是德國出生的人，在東北還呆過，后來到美國去了，所以他受了俄國很大的影響。他這個模式就是受二三十年代時候蘇聯計劃委員會的人的一些模式的影響，基本的假定就是產出和資本存量有固定的比例關系。所以，哈羅德和多馬的增長模型就是這樣，g= i/v(ICOR)g是增長率，g是等于投資，投資就是資本增量，資本增量÷增量資本產出率，就是我們現在經常用的ICOR，所以哈羅德多馬模式有時候又叫ICOR。但是拉哈羅德多馬模式又不太一樣，因為它的基本假設，所以ICOR是不變的，就是增加一塊錢的產出需要多少錢的投資，需要多少錢的資本增量，這在他們看來是一個常數。所以，增長率決定于投資率，投資越多增長越快，這是統治了發展經濟學和統治了國際組織，統治了世界銀行副行長的雙缺口模式就是從這兒來的，世界銀行給發展中國家援助的時候，理論根據就是這樣的。當然，有些人也是好心，多給發展中國家一些援助，把雙缺口縮小。所以，整個都是早期的工業化，他用的辦法是用理論概括為規律。但是，在現代的經濟學或者說現代的發展經濟學中，這套東西都被認為是過時的。霍夫曼講的，到了工業化后期，重化工業就變成整個經濟結構中的主導部門，這個情況沒有發生。我們知道，到了工業化后期出現的情況是服務業異軍突起，服務業變成了主導部門。馬克思講的那兩個規律有很多人做過研究，確實沒有表現出來，平均利潤率下降的規律和失業人口不斷增加、工人階級越來越貧困化，在一個先進的工業化國家里沒有表現出來。那是什么問題呢？是因為增長模式發生了變化，就是第二次產業革命以后，增長主要不是靠投資，主要是靠效率提高。誰最先對哈羅德多馬模型提出疑問呢？索洛在1956、1957年的文章都提出了置疑，就是按照哈羅德多馬模式，因為有一個資本的報酬遞減，也就是ICOR會不斷的提高，因為是靠資本投入增加生產，投入得越來越多了以后，回報肯定是增加的，所以增長率就應該下降。因為ICOR提高得很快，你需要維持增長率，要投入的資本就越來越多。但是，不是這樣的情況，索洛就說，200多年了，發達國家維持了2％的平均增長率，并沒有覺得哈羅德多馬的模式是有問題的。所以，這就有了索洛的模式，我們現在來說應該把它說得快一點，就是效率提高。因為這個數在數量上的表現就是TF1，就是全要素增長率。順便說一句，多馬在看了索洛的文章以后承認他錯了，他認為哈羅德多馬模式不對，索洛說的是對的。另外，有名的人物還有很多，比如說庫茲涅茨做了大量的研究，他提出一個現代經濟增長，現代經濟增長的特點是靠效率提高，而不是靠投資。還有其他人，比如說舒爾茲，強調經濟的主要來源是人力資本，所以現代經濟增長最主要的潛力是人力資本。

　　 所以，如果說要新型的工業化道路，我想首先應該定義為有別于早期工業化，現代經濟增長就是新型的，對于早期工業化來說它已經是新型的，就是靠效率提高。當然，到了五十年代以后，逐漸社會發展到信息社會，是靠信息化，這是效率提高的一個新的來源。所以，我認為所謂“新”是兩重意義，第一重意義是相對于舊的，相對于第一次產業革命以后的，第二次產業革命就叫做新。第二層含義就更新了，就是十六大講的“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我們當然不是為了爭論什么概念，什么叫新、什么叫舊，目的還是要從中學到一點東西，來有利于我們國家。我們要學以致用，目的還是要使我們國家富強。所以，為什么在現代經濟增長中能夠靠效率提高來支持增長，我想有三點最主要的因素，第一個因素庫茲涅茨講得很清楚， 就是從二十世紀初期以后，基于科學的技術進步，這為技術進步打開了非常廣闊的前景，在這以前，這個技術進步是靠的什么？靠的是經驗積累，靠的是工匠們的經驗積累。有一點，有人說瓦特改良的蒸汽機是用了一些熱力學的原理，但是這是很個別的情況。到了第二次產業革命以后，這就是普遍的情況，我們現在碰到的一些技術突破，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新產品，都是基于科學的技術，這種技術進步是過去沒有辦法形成的。當然，這有個過程，就是從十六世紀以后所謂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所謂科學研究的制度化，另外一方面是大企業設立了自己的RMB機構。第二個因素，就是服務業的異軍突起，服務業就在上一個世紀之交異軍突起。從麥迪森的數據就可以看到，英國、美國都是在上一個世紀之交，服務業的就業人員超過了工業，其他國家的情況都是這樣。當然，中國是比較厲害的。服務業的發展有兩層意思，它對于效率提高有什么意義呢？過去我們對服務業研究得好象不太夠，過去就認為服務業的好處是方便生活，沒有想到服務業發展最快的是生產，它對于生產，包括制造業本身的效率提高起了很大的角度。

　　 我們從二十世紀末期的經濟學來看，就有新的圍度，它對于經濟效率的提高有什么意義呢？就是有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在二十世紀末期經濟革命以前是沒有理論框架分析的，所以有很多糾纏不清的爭論。到了二十世紀末期，新制度經濟學等等的發展，我們有了一個新模式，這個道理很簡單，因為從生產成本的降低來說，主要的動力是分工深化，分工越深化，專業化越是程度高，交易就越頻繁，用來支持交易的資源就需要投入得多。怎么來降低交易成本呢？靠的是哪一個產業呢？就是服務業。所以，很難計算出它的貢獻，是通過它支撐了專業化和分工，專業化和分工降低了生產的成本。諾斯的估計，從20世紀80年代，美國國民收入的47％是用于交易。從制造業來說，有的微笑曲線，加工業產業里可以看得很清楚，附加值高的、利潤率高的都在兩頭，一頭是設計，另外一頭是品牌營銷、流通渠道、物流、供應鏈管理、金融，而且越發展翹得越高。從流通業來說，香港一個老板馮國經先生的一本書里講到，他們行業里加工部分的價值四分之一用于制造，用于流通的占四分之三。加工部分一塊錢如果再降低就不行了，從四分之三里扣出一些錢還可以。所以，服務業對整體效率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

　　 現代信息技術對于降低生產成本，特別是降低交易成本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如果說統一這個框架，我們再來討論看我們的增長模式上有什么問題也應該是比較清楚的。我們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搬來了蘇聯的優先發展重工業這套。在建國初期林毅夫同志一直是陳云同志的主要助手，當了八年，所以對我們的模式按照蘇聯的模式走，他認為是對的。到了改革開放以后曾經多次的調整國民經濟結構，一直到第九個五年計劃提出來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我們比起蘇聯來說要做得好一點，因為蘇聯六十年代后期就提出轉變增長方式，但是他完全是就結果說的，就是要轉變這種靠投入而不是靠效率提高的方式，他要轉變的是結果，但是完全不觸及原因，我們比他們有進步。我們在第九個五年計劃開始時計委提出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前提是要轉變體制，所以，在九五計劃的建議中提出兩個根本轉變。因為在九五時期正好是跟十四屆三中全會規定了改革藍圖重合。所以，從根本上說，許多制度性的安排沒有改變。關于制度性的安排，一個是政府官員仍然掌握很大的一部分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利，比如說土地，當然，以前用得不太多，到了“十五”期間就用足了。還有個是貸款，因為我們銀行沒有改革，隨著十四屆三中全會要求他商業化經營，他怎么也商業化經營不了，還是受各級政府的影響。

　　 關于制度性的安排，一個是政府官員仍然掌握很大的一部分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利，比如說土地，當然，以前用得不太多，到了“十五”期間就用足了。還有個是貸款，因為我們銀行沒有改革，隨著十四屆三中全會要求他商業化經營，他怎么也商業化經營不了，還是受各級政府的影響。

　　 第二就是干部考核制度，干部考核制度向來如此，現在還是沒有改變，叫八大指標，總產值掛帥。但是，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我也很懷疑指標體系的成本。

　　 第三就是財稅體制，以增值稅為主要稅種。

　　 還有一條，毅夫講得很多，就是要素價格的問題，毅夫叫它“趕超戰略”，我說的是蘇聯式的舊型工業化道路。這些往往沒有體制優勢，要讓它快速發展怎么辦？提出一條，就是把各種要素評價，利率、土地、勞動、外匯，這些東西沒有變。所以，只要有一定的環境，就起來了。因此，第十個五年計劃本來規定為很正確的方針，就是要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但是，在實際的執行中有兩個問題，一個是有誰來調解結構？“九五”計劃中共中央的建議說得很清楚，先要改體制，就是由市場來調整結構，來優化結構，但是“十五”各個地方什么原因就不知道了，反正是政績工程、形象工程，反正是黨政領導來調整結構。怎么調整結構？往哪兒調？發揮比較優勢調還是往產值大、收入多的產業調？好象許多地方都來了中性化，

　　 第一，是服務業的發展，世界銀行第一次做了八十年代初期中國經濟全面的分析，有一個調查報告，很厚，有好幾個附冊，結構問題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比重偏低，這個情況一直沒有改變。雖然改革開放以后兩次調整，有一些好轉，但是改善得很慢。現在我們不但低于中等收入國家，而且低于低收入國家。還有個不好的事兒，是“十五”期間，從2001年到2004年，不但沒有提高，服務業的比重還逐年下降。當然，因為我們的統計上可能有低估，因為在現代經濟增長里，制造業本身服務化，而我們的統計里現在這部分沒有統計進去，最近普查以后可能會提高，但是再怎么提高也是偏低的。尤其是這幾年還在降低。所以，整個經濟的效率不高。

　　 第二，就是煤電油運緊張，全世界的煤電油運價格都上去了。

　　 第三，造成了生態環境的破壞。華北平原這個地方是嚴重缺水的地方。一個唐山就上百個鋼鐵廠，以至于現在發生很嚴重的問題，據說地下水是兩層，淺層底下水是可以采的，因為可以恢復，深層地下水是不可以采的，河北地區持續用深層地下水，現在就出現了“漏斗”，就是地表和水層接觸不上，這個地區在逐漸的擴大。整個北方地區如果這樣發展重化工業的話，后果是不堪設想的，南方地區如果有條件是可以搞的，但是也要量力而行。比如說寧波地區臨港工業，在建的兩個鋼鐵廠，是大的石油化工，現在水也是這樣。

　　 第四是就業情況，像浙江這種地方，應該說就業不成問題。現在第十個五年計劃以后轉過來了，要支持重大企業，這樣創造新的就業崗位的難題就加大了。

　　 總之，我認為這條路如果是按照舊型的工業化來走，是不成的。

　　 所以，我們必須實現發展模式和增長方式的轉變。最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有一段話，“必須堅決扭轉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的狀況，全面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逐步構建節約型的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節約型的發展道路”。所以，現在正在制定“十一五”計劃，“十一五”怎么選擇指導方針是非常重要的，我也希望有深入的討論。

　　 如何轉變增長模式和增長方式？第一，是各級領導思想模式和認識。第二，扶持號召加快經濟進步，或者簡單的提出一個科教興國的口號，我們看看發展經濟學上研究為什么現在經濟增長中技術進步加快了？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制度化，創新的制度化，兩套制度，一個是科研的制度，一套是開發研究。有些人不承認我們目前是科學社會，拿市場經濟學的制度來說好象缺陷比較大，我看了一些書，說有三條是最重要的，第一條是建立嚴格的制度規范；第二條是要建立以科學發展優先權為核心的評價體系；所有這些事情由誰做呢？要形成獨立的和自立的科學共同體。我看到這里就想現在的評價體系是什么評價體系？現在經濟學家都有個稱號，叫做“著名經濟學家”，“著名”是誰來評價的呢？顯然是傳媒評價的，這里面問題很多。真正要轉變增長方式不是說兩句話就行的。另外就是服務業，制造業要向服務業的上下游延伸，但是這件事很困難，因為服務業的發展對于制度的依賴很強。從物流管理來說，我們要從降低交易成本上拿效益，我們走到哪里都看到有物流中心，這個應該是傳統物流，不是現代物流。增長方式、增長模式的轉變依賴于制度，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要按照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全面的推進改革。要矯正價格扭曲，要減少政府官員配置資源的權力，要推動教育產業的發展。根據日本的經驗，教育趕超要先于經濟趕超兩代人。

　　 最后在討論中提出了一些問題，我想做一個簡單的回答。第一個問題就是就業，我們有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需要轉到非農產業就業，城市里還有一些新的需要就業的人口，沒有GDP的高速度就不可能解決就業問題，馬克思對于舊型工業化模式的分析是完全對的，靠資本積累來支持增長，依靠發展重化工業來支持增長，重化工業創造新的工作崗位的能力是很差的，要靠發展小企業，要靠發展服務業。

　　 第二個問題，有的同志說各個大國在某一個階段都對重化工產品高消費，比如說造汽車、蓋大房子，都需要鋼鐵，這就需要重化工業。而且有人很激動，說中國人為什么沒有錢做美國人那么大的汽車，為什么沒有錢做美國人那么大的房子？我想有兩點，一點是實際上我們能夠獲得的資源是有限的，我們要在可能獲得資源的基礎上建立我們自己可持續的消費模式，不是高消費，但是能夠改善生活質量的余地很大；另一方面，即使說我們需要消費這樣一些重工業產品，如果我們沒有比較優勢的話，為什么我們非要走這條路？我們為什么不能在我們的強項里提高附加值、提高盈利率，然后通過國際貿易去買來。有些東西是很難理解的，我們把全世界的氧化鋁進口回來，用我們短缺的能源去生產了電，用電解了氧化鋁，然后把氧化鋁再賣到外國去。因為這個要素的扭曲，看起來好象是賺了錢了，其實我們在那兒賠本呢。還有一些隱性的成本，把我們不可再生的資源貼進去了，把我們的環境貼進去了。在深圳的時候，我跟他們交換意見，說為什么在香港能夠用同樣的面積的土地，用總土地面積的22％就支撐了五六倍的GDP，說他們的結構我們不能學嗎？我給他們講了一個故事，開始的時候陳水扁把制造業移到大陸來非常擔心，叫空心化了，后來他發現賣苦力給你，他要保證的是翹起來的兩頭。當然，我們有我們的對付方法，臺灣同胞來了以后，把翹起來的兩頭引來。

　　 第三個問題，服務業要在工業化的基礎上發展，有的人還列出了時間的序列，輕型工業化、重型工業化、信息化，這跟歷史上不符。

　　 第四個問題，就工業化內部而言，各國工業化過程中必然有一個重化工業階段。我們討論的主題，并非工業內部結構問題，也非中國要不要有基礎工業的問題，而是現代經濟發展有沒有一個“重化工業階段”。現在有些已經分不清是工業還是什么。不過也有一定的道理，反映了我們對待信息產業，這不是在一二三那里的產業，用了早期工業化的眼光來看待，這不但是看法的問題，還有實際有效性。就是我們IT產業的結構非常之奇怪，其他國家IT產業的結構都是硬件輕、軟件和服務重，80％以上是軟件和服務業，我們是倒過來，一說發展IT，就是發展電腦外圍設備。所以，我們報的標題說我和厲以寧教授在爭論中國能不能繞過重化工業階段？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問題，我認為根本就沒有這么一個階段。至于說工業內部怎么樣，那是哪個國家也不經常講的比較優勢。

　　 第五個問題，中國不能向已經成熟的工業化國家發展。我剛才說了，這個“新”不是要新到二十一世紀，首先是新到二十世紀初期，不要再走十九世紀人家的道路。當然，我們作為后進發展，后發優勢有一條，到了二十一世紀，我們有條件用的東西也可以用，用孫中山的話講叫迎頭趕上。

　　 第六個問題，“人類是地球的主宰乃至宇宙的中心，與人的需要相比，宇宙萬物都無足輕重，資源、環境都可以犧牲”。這就沒有太多好說的了，我們在五十年代都受過這種教育，當時在斯大林改造自然的偉大計劃的鼓舞之下，我們都相信人定勝天。斯大林當時有個計劃，造成了很大的災難。當然，我們也沒有多么聰明，1958年的時候，沒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

　　 我可能占用太多的時間，就此打住，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