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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干預能讓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嗎？優秀企業家能靠選拔產生嗎？“經營問責制”能解決國有企業的代理問題嗎？
文/韓朝華
國資委的組建，曾被普遍視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經濟的戰略性重組的一項重大
制度創新。在2003年國資委掛牌前夕，曾有不少國內外媒體預言，國資委的組建將加速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和產權多元化，乃至“國退民進”。但從國資委組建至今近兩年的情況來看，這樣的預言顯然是落空了。尤其是近來國資委領導人的一些公開表態顯示，國資委的主要工作重心已不是實現政企分離，并使國有資產的運用和管理從企業經營轉向更多樣化的資產經營，而是擴大國資委自身對企業經營管理的直接干預，“做大做強國有企業”。還有人明確表示，國有資本不應該退出競爭性領域。一個大權在握、高度集中的國有企業新“婆婆”已經若隱若現。
這樣的政策取向似乎有向傳統體制回歸的意味。之所以至今仍然會在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上出現猶疑、動搖、甚至退步，說明在這個問題上，還有一些重要的認識障礙有待澄清。
認識障礙一：中國仍處于發展過程中，中國的產業和企業不具備與國際大企業抗衡的實力，因而在國內市場日益開放的背景下，中國需要借助政府的行政干預，組建一批大型國有企業以應對國際競爭。
這種認識的誤區在于，將競爭力的大小簡單地與企業資產規模的大小劃等號，以為靠行政干預就能組建出具有國際競爭實力的強勢企業來。其實，競爭力只能來源競爭實踐，真正能適應國際競爭的企業必須靠企業自己在競爭中拚殺出來，而不可能在政府的扶持、保護、優惠下成長起來。離開了政府保護就難以贏利和生存的企業，有什么存在的意義呢？
有些人或許會想像，由政府扶持國有企業同樣可以參與市場競爭，并從中獲得核心競爭能力。但是，這些人忽略了一個根本問題，即政府的行政權力本身是不受競爭的。當政府運用行政力量扶持國有企業、干預國有企業時，必然弱化國有企業本身的風險意識和責任約束，并使國有企業處于不同于一般民營企業的特殊地位，獲得某種壟斷權勢。世界各國都有一些國有企業，但多數國有企業所承擔的使命都不是贏得市場競爭優勢，而是以某種方式彌補市場失靈，實現某些政策性的社會目標。試圖靠國有企業和政府干預來贏得國家的經濟優勢無異于緣木求魚。
認識障礙二：私營企業所以成功，主要是因為有了勝任的企業家。從理論上來講，政府主管部門也可以像私營企業的董事會、股東大會一樣選拔和監督企業領導人。
從單個企業的角度來講，這樣的理解是沒有問題的——要想搞好企業，必先找到勝任的企業家。但是，要知道，每一個私營企業的這種努力能否成功是高度不確定的。在市場經濟中，一個企業是否成功，這個企業的領導人是否優秀，無法事前確認，只能事后驗證。作為社會整體，要想發現大批的優秀企業家，只能靠“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的傳統民間智慧，而不可能靠“伯樂相馬”式的“理性預測”。
私營企業成員的總體素質可能比不上國有企業，但私有經濟部門在試錯方向和探索路徑上的高度發散性和多樣性卻保證了私有經濟部門在總體上的高成功率。而國有企業的領導人由政府集中選拔，其個人素質有可能優于自發形成的私營企業主，但其經營多樣性和發散性遠遠比不上民間的自由競爭，從而使國有企業在技術和經營上的成功概率也就必然顯著低于作為一個整體的私有企業部門。
認識障礙三：傳統國有企業體制的主要問題是國有部門的投資者和經營者無需對經營失敗和虧損承擔個人責任。所以，只要能夠強化經營問責機制，推行嚴格激勵和懲罰制度，就可以在政府的行政控制體系中模擬市場競爭效應，抑制傳統國有經濟體制中的代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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