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在目前的情況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會不會變大？并請您談一談未來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當中的地位。

　　杜馬斯：中國經濟的地位決定了人民幣必須在世界貨幣金融市場上扮演一個重要角色。目前，工業化國家在全球經濟總量中的比例為50.5%，而到了2017年，這個比例將降至44.5%，這就是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快速增長的成果。未來十年，全球經濟規模增加值的28%將由中國單獨提供，超過了整個發達世界的貢獻度。但是，如果人民幣要在全球發揮更大的作用，匯價自由浮動是必不可少的一個前提，如果在匯率和資本流動方面的管制不放松，那么它在未來很難成為國際上的儲備貨幣。簡單地說，如果我們在倫敦、在東京不能看到人民幣，我們又怎么會使用和兌換它呢？

　　我們說人民幣升值雖然會對出口造成不利影響，但卻是中國走向內需、提高經濟效率的必要條件，也是降低中國外匯儲備雙順差管理風險的一條路子。這個升值的過程將是很漫長的，以日本和德國為例，這兩個國家匯率的上升從上世紀60年代一直持續到了90年代初，用了25年左右的時間。從1967年到1997年，德國馬克升值2.5倍，排除通脹，每年升值3%。日元同期也大致升值了3.5倍，每年升值 4.25%。人民幣在2007年一年就升值10%，但未來一年的升值速度可能將不會那么快，但這個趨勢是不會改變的。

　　對我來說，人民幣的升值恰恰為中國的儲蓄者提供了一個改善自身狀況的機遇。過去25年，中國持續發展，人民一直擔心的是收入問題，現在，他們應該擔心的是資本問題，如何有效管理運用好這些資本，是一個政策層應當首先思考的問題。

　　記者：您如何評價歐美最近的救市措施？

　　杜馬斯：次貸危機使得美國的金融機構的信貸壞賬和不良資產急劇上升，涉及次貸環節的銀行、保險公司都面臨著嚴重虧損或者破產的問題。因此，美國政府的大規模資金注入，幫助和解決了企業眼前問題，可能是見效最快的救市方式。但如此密度和強度的拔苗助長難免有點急于求成，更多的是為了穩定投資者的情緒，所以出臺的政策可以說都是短期的，而且成效也將是不樂觀的。

　　一年前，次貸危機爆發的時候，MBS、SPV、CDS等產品的價值縮水，都說明了銀行系統的問題是在資產方面而不是在負債方面，是這些抵押衍生金融資產出了問題。所以目前最應該做的事情是集合金融機構的研究部門和市場部門，在次貸真實價值的基礎上分析各類資產的價格，再造一個資產交易市場，而不是去簡單地替銀行還債。

　　美國私人非金融部門的債務水平極高，今年第二季度美國每創造1美元GDP 的負債增加是2.5美元。那么在未來五年，在負債已經很高的情況下，經濟增長還能通過借債實現嗎？我看基本就不需要了。那么還要那么多銀行和銀行家做什么呢？那么那些經營不好的銀行，還有什么必要留下呢？政府又何必用納稅人的錢去給這些注定要被洗出去的金融機構剝離不良資產呢？

　　我認為從債務角度來說，信貸的萎縮并不是問題，而是一個解決資本市場痼疾的方法。從一年前到現在，美聯儲開始降息，這等于是刺激借債行為，而在一個債務水平如此之高的經濟體里，如此行為真是適得其反，等于是你給了一個酒精中毒的人一杯威士忌，必然加劇市場道德風險，為更嚴重危機埋下隱患。此外，最近的一系列計劃將加大政府財政赤字，使政府以后刺激經濟的政策空間大幅縮小，這都是明顯的短視行為。

　　英國購買銀行股份仍不失為是一個兩害相權取其輕之舉動，因為英國相對美國經濟總量較小，并且，即使它的大銀行購買了次貸產品，但是由于英國本身沒有這些產品的交易市場，英國被迫從負債角度處理銀行危機是無可厚非的，但美國并不適用。美國的問題就是擺在它們市場上的，因此美國應該以資產市場有所作為，創造一個交易市場來處理這些證券產品，即使正確評估它們的價值是不太容易的，但至少能為下一步解決提供機會。而美國只為了保全其金融機構而忽視了全球資本市場的修復，這是頭疼醫頭、腳痛醫腳的做法。

　　記者：這次金融危機對監管部門有怎樣的警示？

　　杜馬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讓人們記憶猶新，但我們面對這次次貸危機時，并沒有顯示出比十年前更強的抵抗力。過快的金融創新、時髦的放松金融監管，有時并不是一件好事。制度放松不是自由主義經濟的所有內容，更不能步入“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誤區，現代金融市場更需要良好的管理和良好的機構設置。

　　以英國為例子，1997年之前，銀行監管和貨幣政策制定都集中在英格蘭銀行， 1998年之后英格蘭銀行獨立執行貨幣政策，銀行監管職責交由后來組成的金融管理局。新機構職能比較弱，監管資源不充分，反應速度也不夠快，而英格蘭銀行貨幣政策的實行又缺乏行業監管的配合，對英國金融體系表達了過分的樂觀，在提供最后貸款人緊急援助決策時又過于保守。北巖銀行危機的爆發雖然是由次貸直接導致，但也是英國監管體系的一次失敗。希望這次次貸危機的教訓能進一步推動英國集中監管改進效率。

　　與英國的情況完全不同，美國存在著多種類型和多種層次的金融監管機構。在它們之間形成了專業化的比較優勢，相互的競爭又形成了權利的制衡，但這往往會造成政策合力不足，對潛在危機的處理標準不能達成一致。隨著金融市場產品創新的發展、領域交叉的涌現和風險的隱蔽傳遞，監管領域的重疊和空白卻越來越嚴重，風險無法得到全方位的覆蓋，在危機襲來之時監管部門的反應出現了遲鈍。因此，從以上這些教訓得出，不管經濟自由程度如何，監管都不能以多少來論，而應該有自己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