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的國際國內經濟環境下，調高能源價格的最佳時機已經錯失，如果強行調整，企業的成本上升，一定會增加企業失敗的風險，在人民幣升值的背景下，產能過剩的問題將更加突出。

　　周春生/文

　　一直以來，我國的能源價值就處于被低估的狀態。因為“中國制造”是以低價能源以及低價勞動力為代價的，這也是我國能源方面的基礎戰略。國家對能源主要采取補貼政策，在總體生產成本低的情況下，企業往往傾向于不斷擴張。

　　因此，“低價能源戰略”容易導致實際產能大于潛在產能及產能過剩的情況。如果能源價格不調整的話，我國經濟產能過剩的現象將可能會持續。特別是考慮到今年以來國際上各種能源價格的不斷上漲，我國能源價格的上調壓力很大。可以說，我國能源價格上調是大勢所趨。

　　但是我們認為，調高能源價格的最佳時機已經喪失。

　　首先，結合我國現狀來說,國家應該在通脹處于低位時進行調高，但目前我國通脹率居高不下，CPI在今年可能也難以大幅回落。

　　再者，日化用品、化妝品等基礎原料就是油脂，與油脂有關的衍生原料在國際原油價格上漲的影響下，今年以來價格大幅上漲，漲幅為5%-50%不等，如果再進一步調高能源價格，必然會導致物價水平全面性上漲，進一步加劇全面通脹的壓力，不利于國家構建和諧社會。

　　第三，我們知道，日常必需品價格的上升對富人不是問題，而對窮人則會帶來壓力，太多的窮人消費不起能源，就有可能成為社會動蕩的誘因。

　　從國家角度來說，重視能源問題，最終是為了服務于兩大目標，即國家戰略目標和民生目標。能源價格調整作為我國能源問題的核心環節，必然要服務于這兩大總體目標。

　　一方面，從國家戰略角度看，我國面臨的難點是對國際能源定價機制缺乏影響力，在國際能源價格波動時很被動。對此，長遠來看，能源價格走向市場化、與國際對接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要運用價格機制來真實反映能源企業成本，限制過度開發帶來的高利潤，引導企業利潤流向，緩解“中國資源需求威脅論”的影響。

　　另一方面，從民生角度看，在某些情況下，能源價格過度市場化可能會使公眾利益受損。與國外相比，我國人均收入水平、消費水平都遠遠落后，因此雖然能源價格低于國外，但實際公眾支出成本的相對比重可能會更高。

　　我們再從電力公司的角度看，其成本主要是煤炭和輸電網上網費，如果調高能源價格，輸電網建設成本必然提高，那么煤價和輸電網上網費必然會同時夾擊電力公司的利潤空間，也會進一步增大電費的上漲壓力，從而在更廣的范圍內增加居民生活成本。如果任由這種機制發展，可能導致電力供應短缺的現象加劇；如果任由發電企業長期虧損，那么投資者會退出這一領域，電力短缺現象將更加短缺。而在目前CPI高企的情況下，居民和企業已經無法接受電費的上漲，所以調高能源價格的時機有待選擇。

　　總之，在當前的國際國內經濟環境下，調高能源價格的最佳時機已經錯失，如果強行調整，必然會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我國將會在經濟和社會穩定方面付出相應代價。如果一定要調整能源價格，調節企業的能源價格會優于調節居民的能源價格，但企業的成本上升，一定會增加企業失敗的風險，在人民幣升值的背景下，產能過剩的問題將更加突出。

　　(作者現為長江商學院金融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