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其實也不乏重視這方面問題的人。早在19世紀初，法國的孔德就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議，但一段時間里未受到主流思想界的重視。當時西方學術界有一種矛盾的現象：一方面在尋找一種擺脫因工業化而來的社會沖突的良方；另一方面，這種尋找有點在死胡同里打轉的味道，遲遲未能發現或否定古典自由主義時代產生的一些偏見(也許開始時有其正確的一面)。其表現是，在很長的時間里只把財富看成純粹是個人能干的產物，把受窮看成是工人自己無能或者懶惰的結果。19世紀后期風靡一時的社會達爾主義還在這個問題上推波助瀾。只是到了19世紀末，才發生一些實質性的變化，這就是所謂的新自由主義(“new-liberalism”，不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neo-liberalism”)的興起，一種新的認識也開始形成，并慢慢成為共識，從而為在20世紀中建立福利國家提供了扎實的思想基礎。這些共識是：

　　1.貧困的性質需要重新認識，工人貧困不是因為他們懶惰，而主要是經濟結構本身存在的問題。1889-1903年間，查爾斯·布斯發表了長達17卷的《倫敦人的生活與勞動》，提出了“貧困線”的概念，并令人信服地提出貧困的原因在于社會經濟結構本身存在的問題。

　　2.經濟發展不一定能同時為富人和窮人共同帶來好處。

　　3.財富的性質等等也需要重新認識。個人權利或個人的財富只有在社會中才能實現，只有社會才能使權利成為可能，所以每個人都必須為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作出努力。

　　4.必須強化政府的作用，通過立法來實行再分配。

　　20世紀初，這方面的爭論達到了相當廣泛的程度。一個著名的例子是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基的表現。1885年1月2日《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報道，說卡內基在接見記者時自稱是社會主義者。20多年后，卡內基出版《今天的問題》一書。一篇書評這樣評價道：卡內基在勞工改革問題上持有的意見幾乎與那些名聲很大的社會主義者差不多，比如他深信勞動與資本間是一種合伙的關系。他還堅持在1889年提出來的“財富的福音”的觀點，即強調來自社會的財富應當回報給社會。

　　只有在這樣達成共識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就如何解決窮人的問題進行系統的討論�？梢哉f，20世紀上半葉的社會保障理論，就是在上述共識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從以上的經驗和教訓中，我們可以得出一些結論：一、工業化過程中，資本與勞動的關系一定程度上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社會問題。二、現代社會保障制度應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不能等到工業化達到相當高的程度后再來關注這個問題，當然也不能超越經濟能力來搞社會福利。三、有人行善，說明他在做好事；但這也是他在履行社會責任，千萬不要認為這是恩賜。因為你的錢是在這個社會中賺的，沒有這個社會你就不存在賺錢的機會，你有責任維持這個社會的正常運轉。或者說賜予與接受賜予都是為了維持這個社會，雙方都是在努力使這個社會變得更加美好，而有錢人有更大的責任，因為你有這種能力。

　　當然，還有一點要注意的是，現代社會照顧窮人，與傳統的濟貧有很大區別。這是為了使陷入生活困難的公民能夠克服困難，堅定對生活的信心，積聚力量重新投入到競爭中去。要通過具體措施來防止西方福利國家中出現過的一些人不愿勞動吃福利的現象。

　　(作者為浙江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