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加豐

　　我們在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過程中，經常會向西方國家借鑒經驗。但如何借鑒，大有學問。我認為，西方國家的有關經驗和教訓中，有兩條值得我們特別注意：

　　1.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不能過于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他們本來有能力在工業化的不同階段建立不同水平的社會保障制度，但他們一般都沒有這樣做，或做得不好，顯得很被動，要到20世紀中才一舉建立福利國家。即使19世紀后期的一系列努力，與其經濟發展水平相比也是不相配的。

　　2.要建立穩固的社會保障制度應該在一系列相關問題上取得全民共識，如果沒有就貧困、福利、財富來源等一系列問題達成共識，社會保障措施的制訂及其執行都可能是不得力的。

　　說他們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理由有兩點。一點是就在西方國家中，后起的德國就比其他國家做得好，它最早提出了比較系統的解決辦法，那就是19世紀80年代由俾斯麥大力推行的一系列保障工人基本生活水平的措施，通常這被看成是福利國家的萌芽。另一點是，一些后起的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如所謂的亞洲四小龍等，在這個問題上比當年的西方國家做得好，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那里出現過的一些弊病。

　　當然，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要符合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的總體水平，但我們要堅信一個基本道理：任何水平的經濟發展都應該有相應的社會保障制度。桃花源里，不見得有很發達的經濟，但社會保障肯定是搞得很好的，要不，哪來的社會和諧呢！如果不這樣做，社會保障建設將永遠落在經濟發展后面。發展中國家會出現這樣一種思想：我們的經濟發展水平還很低，我們還無法做很多社會保障方面的事情，等將來……最好的選擇應該是：經濟不斷發展，社會保障制度不斷跟進。世界上其他后發的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大體上也是這樣做的，我們更應該做到。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西方國家在這個問題上的“滯后”呢？說得好聽一點是沒有經驗，說得難聽一點是政府不作為。這種不作為的背后當然是當時占主導地位的古典自由主義的一些偏見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