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與西方國家工會組織在物價工資循環傳導中的作用不同，我國工會目前尚不能扮演推動工資率上漲的角色。同時，隨著改革的深化，國有部門的工資已接近市場工資水平，越來越激烈的競爭也將使國有部門缺乏推動工資進一步上漲的積極性。因此，基于宏觀經濟運行背景和物價工資傳導機制等因素，地方政府實施的物價工資聯動機制不可能產生物價工資輪番推動的惡性循環。

　　其實，以最低工資標準為調節目標的物價工資聯動機制，在保障低收入階層勞動收入不受價格沖擊的同時，在總量上不會對宏觀經濟產生太大的影響。從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當最低工資增加的比例超過價格上漲比例時，還將有利于提高工資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改善收入分配狀況。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嚴格說來，物價工資聯動應當是雙向的，在經濟過熱或者通貨膨脹時期，貨幣工資隨價格上漲而上調，一旦物價水平回落并穩定下來，貨幣工資理應隨之下調。但通常來說，如果聯動機制綁定了最低工資標準，事實上意味著最低工資只能單向上調。另外，工資指數化通常有全部或部分之分，即使高通脹時期，中央政府也很少實行全部指數化，以免擴大外部的價格沖擊甚至誘發惡性通脹。具體來說，上海已經公布的工資上調比例已超出了價格上漲的比例，這表明政策調節兼具再分配功能，而不僅僅是一種被動的“適應性”調節。在某種意義上，賦予了決策者更多的政策選擇空間。

　　但是，地方政府實施物價工資聯動也可能產生不利影響。名義工資增長大幅度超過通貨膨脹率，意味著企業實際經營成本的普遍上升。如果周邊地區尚未同步實施類似調整，或者上調幅度較低，商務成本的相對上升將削弱城市的競爭力。比較而言，在地方財政收入連年大幅度增長的情況下，通過增發臨時補貼等轉移支付措施，也可以達到保障低收入居民生活水平不降低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