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郭林

　　是諾貝爾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著作最早將“貨幣政策”帶入的本﹒伯南克的視野。那是30年前，其時伯南克還是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名研究生。

　　從那時起到現在，伯南克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央銀行業務。直到布什總統2005年底提名他出任美聯儲主席時，伯南克是“健在的”經濟學家中對中央銀行業務了解最透徹的一個。他的學術生涯大部分用于研究大蕭條的成因，在如何防止金融危機失控并廣泛波及實體經濟方面著作等身。在《大蕭條論文集》(Essays on the Great Depression)中，伯南克寫下的文字在今天看來頗具先見之明：“銀行恐慌達到妨礙正常信貸流動的程度時，將影響真實經濟運行狀況。”

　　伯南克初任美聯儲主席一職時的謙卑姿態的確令人耳目一新。人們希望他不再像格林斯潘一樣神秘莫測，而是一位有一說一的技術專家，能夠從容應對危機。但盡管伯南克已經在紙面上廣泛、深入地討論了該如何應對危機，但迄今為止，他未能給一蹶不振的市場注入任何信心。盡管他對各種高深的預測模型充滿信心，但未能預測到眼下這場因購房者違約驟然上升而引發的危機，竟會對美國經濟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而且他開出的應對藥方，包括某些在他的研究中詳盡描述的完美工具，也沒能力挽狂瀾。

　　與此同時，伯南克試圖加強美聯儲與民眾溝通的努力不僅沒有奏效，反而經常讓投資者感到困惑，原因部分在于，他已經數次改變了未來利率的調整方向。伯南克的偶像米爾頓.弗里德曼據說曾警告過，美聯儲的優柔寡斷的就像是“傻瓜洗淋浴”，總是搞不掂水溫，不是被熱水燙，就是被冷水激，伯南克庶幾近之。最糟糕的可能是他未能讓投資者信服美聯儲能夠勝任自己的職責，規避市場恐慌。美林北美首席經濟學家David Rosenberg是眾多對聯儲持批判態度的人士之一，他堅持認為美聯儲在應對這場危機中并沒有顯現出應有的決斷，而伯南克本人的反應“嚴重滯后”。

　　艱難時世

　　對現年54歲的伯南克來說，現實世界的教訓同他在麻省理工學院所受教育截然不同。但有充分證據表明，他采取的正確措施遠比錯誤的多得多。

　　眼下的危機是拜近5年來住房及房屋抵押貸款市場上的瘋狂投機所賜，任何快速調整均不可能馬上奏效。而且，除了此次從天而降的危機外，伯南克又正好趕上原油價格一飛沖天、美元對歐元匯率迭創新低、失業率不斷攀升的多重困境。連格林斯潘都表示，伯南克現在遇到的困境比他執掌聯儲18年中所經歷的任何時期都要艱難，而格林斯潘的前任、征服了通貨膨脹的英雄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則評論道：“我認為伯南克現在的處境非常艱難。太多泡沫持續了太長時間，聯儲實際上已經不能控制局勢。”

　　包括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內的許多觀察家和一些看跌股市的投資者都認為，美國經濟已滑向衰退。在一次演講中，伯南克本人也警告說：“經濟增長放緩的危險已越來越明顯。”這一沮喪的判斷較伯南克之前的言論都要悲觀。

　　而且伯南克有足夠的理由擔憂過分寬松的貨幣政策可能帶來的后果，因為通貨膨脹正愈演愈烈。隨著石油和食品價格持續上揚，通貨膨脹已成為極大隱患。消費者物價指數在過去12個月中飆升了4.3個百分點，這一數字已超出伯南克所描繪的安全值上限兩倍多。刨除瘋狂上漲的食品和能源價格，核心通貨膨脹率不像整體水平那么高，但也已超過伯南克的預期。此外，持續降息也將導致外國投資者拋售以美元計價的資產。

　　上一位遭遇如此困境的美聯儲主席是Arthur Burns,碰巧也是學者出身。當時尼克松總統擔心失業率過高會導致他1972年大選中落敗，因此要求Burns全力以赴加速經濟發展。“沒人會因通貨膨脹中落選，”尼克松自信地對Burns說。Burns也如他所愿地去做了。結果通貨膨脹失控，Burns本人也淪為這場失敗的犧牲品。

　　伯南克意識到自己當前的影響力堪比Burns當日的境況，也就是說，他有可能左右2008年的美國政局演變。民意測驗顯示，對2008年總統大選，選民們最關心的是經濟問題，甚至超過對戰爭的關注。經濟衰退將使選民對布什政府失去信心，并殃及整個共和黨。但盡管伯南克是共和黨人，但了解他的人堅稱他并沒有被政治因素所左右。“他更希望以一名偉大的中央銀行家的身份而聞名于世，”伯南克的密友、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Mark Gertler如是說，而類似1970年代工資與物價螺旋上漲的狀況，將是對伯南克作為美聯儲主席的聲譽的最致命打擊。

　　伯南克是個嚴謹的人，非常適合做一個學者，曾想終身致力于學術研究。他有點害羞，似乎還有點不安，接受媒體采訪的過程中始終保持雙臂交叉的僵硬姿態，回答問題時完全不帶個人情緒，但在措辭上嚴謹流暢。

　　“現在的經濟形勢非常具有挑戰性，”他坦陳，“信貸市場正經歷非常艱難的時刻。所幸我有一個相當出色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還有所有員工的鼎力支持。我們非常理解眼下的形勢，并能夠有效控制。”

　　未來一年中，他將面對超過一百萬家庭可能喪失家宅的嚴重情況。對此他必須使出渾身解數。“每家中央銀行的管理者都會遭遇類似的考驗”，伯南克在麻省理工學院的論文導師、現任以色列央行行長斯坦利•費舍爾(Stanley Fischer)評論道，“天將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從這個角度看，上帝對伯南克似乎特別偏愛。

　　向左走，向右走？

　　美聯儲面臨兩個明顯的威脅：一是中期經濟增長明顯放緩，一是短期市場恐慌，銀行和投資者收緊信貸，導致依賴短期借貸的銀行和其他機構資金匱乏。

　　為緩解眼下的危機，美聯儲已經在利用“貼現窗口”增加信貸供給。窗口貼現是美聯儲履行其最終借款人職能的一種手段，亦即銀行家在危機時最后的救命稻草。

　　除“最后借款人”外，法律明文規定，美聯儲還有兩項正式使命：最大限度地提升就業并遏制經濟衰退，及保持穩定的購買力。對于后一項使命的通俗解釋就是將通貨膨脹率控制在可容忍范圍內。這似乎暗示著美聯儲有超越經濟本身的巨大調控能力，而格林斯潘也一直用他那種高深莫測的講話方式強化這一暗示。正如伯南克所說，公眾似乎對美聯儲的作為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而實際上，美聯儲幾乎對所有經濟行為，從提高生產力、提高教育水平到商品價格走勢等等，幾乎沒有什么實際影響力。

　　美聯儲能做的主要就是控制貨幣的供應量。你可以把政府想象成強手棋(Monopoly)游戲中的銀行家。正常情況下，玩家每通關一次可以得到200美元，但商業不景氣時，美聯儲可以給經濟一個推力，類似于將200美元提高到300美元；或者，如果那些小綠房子和紅色旅館的的價格漲得太快，就少拿出些錢來。

　　當然，美聯儲并不是真的分發貨幣，它所使用的貨幣杠桿叫聯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s rate)，即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

　　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不能通過法令形式“規定”聯邦基金利率，因此當委員會想要降低利率的時候，就會指示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向市場注入流動性。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放貸給主要經銷商，后者用所持有的國債作抵押。相反地，要收緊利率，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就會借入資金。這種調節流動性供給的權力是公開市場委員會所獨享的。如果一家銀行向另一家銀行借貸，整個銀行系統的流動性沒有凈變化。只有中央銀行，即美聯儲可以印制新的貨幣。

　　聯邦基金利率并不直接影響汽車貸款利率或杠桿收購或任何其他東西。但聯邦基金利率放松時，市場就得到信號：聯儲在增加流動性，而銀行應對流動性的唯一辦法就是把錢貸出去。一個有活力的銀行體系應該像一顆健康的心臟一樣，不斷向經濟注入信貸資金。

　　在沃爾克時代，美聯儲的政策傳導手段就是通過增加或者減少貨幣供給的辦法，直到整個銀行準備金和支票帳戶(即通常所謂的“貨幣供給”)的余額達到預期為止。但隨著金融系統的創新，比如經紀賬戶的出現令貨幣和其他金融資產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計算貨幣供應量也變得異常困難。

　　因此，格林斯潘改變了美聯儲的調控手段。目前的美聯儲只做一件事，就是調控利率。假如美聯儲希望放松利率，他就會增加流動性，直到銀行做出降低隔夜貸款利率反應，并到達理想的標志為止。

　　在新世紀的最初幾年中，格林斯潘將聯邦基金利率降低至1%，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為提振互聯網泡沫破滅后低迷的美國經濟。然而，格林斯潘的降息措施極大地刺激了住宅產業的發展，造成新的泡沫。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由于可調整利率抵押貸款 (Adjustable Rate Mortgage，簡稱ARMs)取決于短期利率，較低的利率為可調整利率抵押貸款的爆炸式發展鋪平了道路，而近期市場上普遍拖欠的就是這種貸款。

　　隨著對住房抵押貸款需求不斷增加，銀行開始從事一些很可疑的業務，如在沒有確認借款人收入情況下即發放貸款。作為聯邦銀行監管機構之一，美聯儲曾警告信貸審核的標準已經太松，但格林斯潘沒有理會這些警告，于是這種高風險的投機性信貸依然持續，到伯南克任期的第一年達到了頂峰。因此,可以說正是美聯儲在其兩項主要職能——即貨幣政策和監管政策——上的失職，為眼下這場危機“貢獻”了力量。但伯南克并不完全認同人們對美聯儲的這種批評，部分原因在于，他堅持認為次貸風波的始作俑者不止美聯儲一家，另一部分原因則在于，作為學者，他對公眾這種“事后諸葛”式的評論頗為不屑。

　　“執教”美聯儲

　　在治理美聯儲時，伯南克表現出他的“學院派”風格。在利率政策問題上，他非常民主地賦予公開市場委員會委員們充足的話語權。但盡管這種學院派風格在領導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時頗為奏效，前聯儲副主席、伯南克在普林斯頓的同事艾倫﹒布林德(Alan Blinder)認為，當美國經濟處于艱難時世時，聯儲主席應表現得更加強勢、果敢。

　　格林斯潘“沙皇”式的陰影始終縈繞在伯南克周圍。格林斯潘要求公開市場委員會成員在危急時刻與美聯儲保持絕對一致，而伯南克卻沒有做到這一點。而且，尤為尷尬的是，他正飽受來自委員會內部的挑戰。2007年10月，一位委員會成員投票反對伯南克的降息決定，12月，又有一位委員表示反對伯南克，認為降息幅度應比伯南克主張的幅度更大。

　　在伯南克治下，公開市場委員會的成員們感到可以各抒己見了，他們也的確是這么做的。而自由言論聽起來難免不甚和諧。來自費城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要求出臺更加“鷹派”的政策，而來自波士頓的聲音則更加傾向于“鴿派”——用美聯儲的說法，鷹派希望緊縮利率，而鴿派則希望放松利率。在這種情況下，華爾街被各種不同的聲音徹底搞糊涂了。摩根大通首席經濟學家Bruce Kasman指出，最近幾個月來，有好幾次市場對美聯儲的聲音“失聰”。公開市場委員會的一位成員則坦誠，他擔心如果這種“民主”精神繼續擴大，美聯儲的聲譽將受損，甚至可能因此喪失領導力。

　　但另一方面，伯南克已成功地將這個團隊整合在一起。委員會的成員非常尊敬他，而他們的不同聲音正是伯南克最大的力量源泉。“他非常善于傾聽不同的聲音，并從這些觀點中總結出自己的看法，”費城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委員會中的鷹派之一Charles Plosser說。“他會非常認真地傾聽、總結，然后得出最終的結論。”

　　出任聯儲主席后，伯南克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讓美聯儲更加透明。現在，美聯儲更頻繁、也更詳盡地報道經濟形勢。但他也知道，“透明”是一把雙刃劍。2006年2月在國會作證后幾個月，在白宮舉行的年度記者晚宴上，他告訴全國廣播公司亞太財經頻道(CNBC)主播Maria Bartiromo說，市場曲解了他在國會的證詞，以為他是 “鴿派”。這一評論一經報道，股市和債市應聲大跌。從那之后，這位主席說話更加謹慎，即使對方是他的朋友。

　　伯南克還發現，即使與公眾進行普通的交流也充滿陷阱。近年來，在美國甚至出現了一種期貨合同，賭公開市場委員會的會議結果，就像拉斯維加斯的莊家們投注超級杯(Super Bowl，美國國家橄欖球聯盟的年度總決賽)一樣。期貨合同投資者仔細揣摩美聯儲理事們說過的每一句話，然后用自己的錢投票表決，因此，委員會要么滿足投資者的期望，要么冒市場崩潰的風險。其結果就像大家都置身于一間掛滿鏡子的大廳里，光怪陸離，不知道哪些映像是真實的，哪些是幻象。盡管公開市場委員會委員們均否認自己有義務去理會這一所謂“聯邦基金期貨”，但是沒有人否認其影響。“人們過分強調所謂聯儲內幕，”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行長Fisher滿腹牢騷地說。“他們想把我們放到桌子上，切開來看個清楚。”

　　公開市場委員會每年有8次定期會議。在會議前一周，委員們會收到一本“綠皮書”，上面有全體成員的經濟展望及一本“藍皮書”，上面列明一系列可供選擇的政策。理事們一般都知道主席的看法。但是各聯邦銀行行長休會期間一般不交換意見，所以即使到達華盛頓后，對伯南克的想法還不甚了了。在會議室里，所有人圍坐在一張厚重的、長達27英尺的洪都拉斯桃花心木桌子旁邊。該會議室與主席的辦公室相連。上午8：30，會議室安靜下來，側門打開，伯南克走了進來。

　　簡單通報情況后，每位委員都要詳細闡述自己對經濟的看法，就像普林斯頓大學的研討會一樣，而伯南克上任后的會議記錄也要比格林斯潘在任時的長得多。銀行行長們就全國各地經濟形勢發表自己的看法，而理事們則傾向于向伯南克的看法靠攏。在格林斯潘時代，通常是主席首先宣讀自己冗長的專題論文，發表對經濟形勢的展望，提出政策建議。雖然之后每位委員也都有機會發言，但是迫于這位“大師”的壓力，大家一般會表示同意。現在不同了，伯南克最后才說出自己的看法。

　　委員會還商議學術公式。通過這些公式，再根據通貨膨脹的水平和其他經濟指標，從理論上得到“正確的”聯邦基金利率。這些公式中最著名的叫“泰勒規則”(Taylor Rule)，用它預測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決策正確率達85%。伯南克開玩笑說，他可以被電腦取代了——在一定程度上，現代經濟學的精進的確減少了他的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