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問中國“法治”

　　來自于國內和國外要求政府建立一個更為獨立的法律體系的壓力，可能會讓中國下一代領導人對法律體系進行許多重大變革。不過，中共最擔心的就是出現中國式的戈爾巴喬夫，因為正是戈爾巴喬夫的創新，導致前蘇聯整個體系崩潰。

　　過去的30年，中國共產黨已經建立了一套正規法律體系所需的規范和機構。這些進步，有助于城鄉普通民眾權力意識的增長，現在，他們越來越多地依靠法律體系解決自己遭遇的不平。

　　此外，中國經濟和社會的迅速發展，帶給了民眾更良好的教育機會，更大的流動性，更多法律方面的報道，以及更多的電視和廣播法律節目，由此產生了對正規法律判決的巨大需求。

　　法律專家的愿望

　　中國不斷例行公事地呼吁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但迄今為止，面對經濟與社會快速發展的需要，共產黨政府還在避免實現真正法治所需要的大膽改革。

　　如果法律不能發揮功能，中國將難以維持其飛速的經濟增長，無法解決環境問題，處理社會緊張問題，或擴展同其他國家的交往。當一個政權面臨越來越多甚至是暴力性質的人民抗議時，它將會因自行承擔危險而忽視這些問題。

　　幸運的是，與30年前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政策時相比，中國的境況已經大為不同。今天的中國，具備幾十萬有能力和越來越多經受過良好教育的法律專家，他們渴望建立一套可靠的法律體系，這套法律體系能夠滿足更為成熟的經濟和社會需求。

　　改革中國現有法律體系困難重重。改革范圍包括停止政治對法院的干預，消除司法部門普遍存在的腐敗問題，克服地方保護主義，最重要的，是要根除“關系”對司法系統的腐蝕。在中國，個人關系網通常比法律和規章更有影響力。

　　變革缺乏來自黨內最高領導層的強有力支持，這種支持力度應該與其過去20年間對經濟發展的支持類似。迄今為止，沒有哪一位共產黨領導人將真正意義上的法治改革，作為其施政綱領和政治遺產的一部分。

　　實際上，雖然最近的一批政治局委員都接受過良好的教育，但他們的背景普遍是工程學，而不是社會科學和法律。沒有任何一位領導者對法律的熟悉程度，可以讓他理解并說服其他領導人同意：為什么在當前的發展階段，共產黨放棄部分權力，容忍真正的司法獨立是如此急迫。

　　戈爾巴喬夫的幽靈

　　十月革命之前，列寧曾經是沙皇政府統治下的一名刑事辯護律師。然而，后來的蘇聯領導人很少接受過法律培訓，也不相信法治會對實現他們的宏偉目標和生存至關重要。盡管戈爾巴喬夫學習法律，卻只有在其掌權后，他所受過教育的影響才顯露出來。

　　1989年5月，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時，在天安門前靜坐的學生們說：“我們的戈爾巴喬夫還在念高中呢。”這是否意味著，那些學生對中國進行重大變革的預期過于悲觀？

　　下一任中國領導層形成時，來自于國內和國外要求政府建立一個更為獨立的法律體系的壓力，可能會讓新一代共產黨領導人，對中國的法律體系進行許多重大結構性變革。

　　可以理解的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最擔心的，就是出現中國式的戈爾巴喬夫，正是戈爾巴喬夫的創新，導致前蘇聯整個體系崩潰。

　　然而，如果目前50歲出頭的那些領導者們，不能滿足中國對真正法治日益增長的需求，那么，他們的繼任者可能就會遭遇中國戈爾巴喬夫這個幽靈。 作者：Jerome A. Cohen (亞洲研究協會資深研究員助理) 出處：《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007年12月11日) 編譯：符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