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農村剩余勞動力向沿海地區集聚，在環渤海、珠三角、長三角等東部發達地區集聚中國一半以上的人口，讓這些農村剩余勞動力在這些區域就業，成為產業工人，可以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

　　文/本刊記者 劉亮

　　在解釋為什么要提名林毅夫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時，佐利克說：“林毅夫是一位出色的經濟學家，對于農村問題有杰出的研究，可以給世行帶來相關經驗。”由此可見，中國解決農村問題的經驗，正在受到全世界空前的重視，但反過來或許也能這樣理解：中國農村問題的難度和復雜性，在全球范圍內都無可出其右者。

　　老問題 新矛盾

　　事實上，以中國目前現有的經驗，仍然未能很有效地解決中國的農村問題。

　　2月5日，也就是來自中國的林毅夫接到世行正式任命的同一天，來自河北省鹽山縣的農民劉亦安仍然站在北京市朝陽區管莊鄉的一條馬路邊，等著有人來找他做裝修活。他腳邊的石塊下面壓著一張紙片，上面寫著他能夠做的具體工作。

　　劉亦安告訴《環球財經》，近幾年農村生活確實有所好轉，變好的方面主要是取消了農業稅，種地每畝還能補貼幾十元錢；他的兩個孩子上學都不用交學費了；另外，家里人都參加了農村合作醫療，生病能報銷一部分費用了。

　　但仍然有很多問題讓劉亦安感到焦慮，首先是環境污染問題，已經好連續幾年了，他們村用來澆地的水都被污染過，村里陸續有一些人患上了癌癥，其中就包括劉亦安的父親，不久前他看病剛花了2000多元錢，能報銷的費用不到50%。其次就是治安問題，“如果家里養了牛這樣的大牲口，基本上得通宵坐著看著，否則，一不小心，牛就有可能被賊偷走。”

　　劉亦安每年在城里打工，能積攢10000多元錢，但不敢亂花，都得存起來，為老父親治病，以及支付孩子將來上高中的學費。

　　劉亦安的伙伴趙奎來自山東樂陵市，讓趙奎感到不滿的是種子、化肥等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以及村干部的腐敗。趙奎認為，因為上述原因，中央政策給農民的實惠，到農民手里已經打了折扣。

　　近年來，雖然國家采取了減免稅收，增加農業投入和補貼，義務教育由政府來承擔，建設低保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等措施，支持農村的發展，但這些措施并沒有阻止城鄉差距繼續拉大的勢頭。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2004年、2005年、2006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比上年增長6.8%、6.2%和7.4%，農民收入增幅連續三年超過6%，但城鄉居民收入的相對和絕對差距仍在擴大。2004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為3.21∶1，2007年擴大到3.3∶1，絕對差距達到8172元。國家惠農政策在解決了部分民生問題的同時，農村地區物價、環保、治安等新問題又日漸突出。

　　優先發展大城市

　　有專家指出，目前中國并沒有找到解決農民問題，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切實可行的方法，特別是缺乏戰略性的思考。

　　對此，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產業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陸銘提出，現階段解決農民問題的根本辦法應該是，讓農村剩余勞動力向沿海地區集聚，在環渤海、珠三角、長三角等東部發達地區集聚中國一半以上的人口，讓這些農村剩余勞動力在這些區域獲得市民身份，成為產業工人。

　　研究表明，在1996年〜2005年的十年間，全國338個地級及以上的城市市區面積從1.6萬平方公里增加到了2.5萬平方公里，增加了60%，同期上述城市的市區人口從2.7億增加到了3億左右，僅僅增加了10%左右，市區面積增加的速度是市區人口增加速度的6倍。

　　日本著名的新經濟地理學家藤田(Fujita)的發現，中國的城市規模差距偏小，中國城市之間的規模差異要遠遠低于國際上的其他國家。

　　由于城鄉分割，城鄉收入差距加大，很多農村勞動力只能無奈地在農村和打工地之間奔波，每年中國春運人數都能達到數億人次，這其中大部分都是農民工。這也是中國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的原因之一。

　　而留在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只能在農村地區發展技術水平比較低的產業，帶來了環境污染等上述新的問題。

　　“積極發展小城市，適當發展中等城市，控制發展大城市”的指導思想，無疑是導致城市化滯后的根本原因。

　　由于擔心出現拉美國家的“城市病”現象， 長期以來，相關人士普遍認為，小城市才是未來城市化發展的合理方向。

　　然而，有學者指出，“城市病”并非大城市的必然現象，小城市的發展必須以大城市的存在及其集聚效應的充分發揮為前提。優先發展小城市，只會造成大城市規模偏小，并不利于產業聚集，也無法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