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全球化”與“全球的中國化”

　　回想2001年入世時，國內外的議論很多。而主流的議論是兩種：一種人說，中國這種體制不適應經濟全球化競爭，關起門來還湊合，在開放的全球化競爭中肯定要垮下來，這就是所謂的“中國崩潰論”。這是比較悲觀的說法。還有一種說法比較樂觀，說全球化會加速中國融入普世價值、接受國際規則。首先是接受市場經濟規則，將來還會接受法治、憲政民主等等。這就是“世界改變中國”、開放使中國進步，這當然是國人所希望的，也是世界人民所希望的。

　　應該說這種可能的確存在，這些年來，一方面規范化法治化的競爭規則正在形成，由此人們的自由得以增進；另一方面當代福利國家的種種進步也使中國的公共服務建設加快。可以說，文明世界的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 (不是斯大林主義)都在全球化中對我們有所促進，這也就是我們支持改革開放的原因。

　　但我覺得，除了上面這兩種可能外，其實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還有第三種可能。入世這些年來，中國表現出來的“競爭力”恐怕是連自己都沒有想到。貿易與資本項目的“雙順差”爆炸式的增長，GDP爆炸式的增長，城市化也是爆炸式的增長。全球資本涌入中國，中國生產的商品涌向全球。這和所謂的“中國崩潰”預言無疑是相反的。

　　但是，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與全球的影響是雙向的。特別是中國這個經濟體的龐大，決定了她的影響力很可觀。這些年現代文明的基本準則對中國的影響的確相當大。縱向地看我們在自由與福利兩方面的進步也不小。但是同時，中國也正在“和平演變”全世界。由于中國因素的加入，這些年來世界主流的兩種主要規則，即自由市場制度與福利國家制度都面臨著空前的挑戰。由于我們今天的全球化主要是市場的全球化 (而且市場中也主要只是商品與資本在全球流動，勞動的流動性就差得多)，而不是人權的全球化，無論是今天文明世界左派強調的經濟社會權利，還是右派強調的個人自由權利，都還遠沒有成為一種普遍規則。于是，一種既缺少個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體制，在“只做買賣不問其他”的條件下不僅仍然可以在這種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現出一種“劣幣驅逐良幣”的“優勢”。這種體制下崛起的經濟體如果足夠龐大，它將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國家降低福利標準，同時也迫使自由國家重樹貿易壁壘，這個趨勢越來越明顯。

　　現在國際上有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它主要是強調中國國力的強大會對他人構成威脅。這樣的說法無論在事實上還是價值上都是必須駁斥的：一方面中國的國力如今遠未強大到足以威脅別人，另一方面中國人也有權發展不亞于他人的國力。

　　但是，如果不是講“國力”變化導致國際沖突，而是講不同體制之間的優劣互相影響的話，那倒是可以說，盡管改革前我們經常大言要用意識形態理想“解放全人類”，但那純屬夜郎自大；而今天，一百多年來中國第一次有了“和平演變”他人的可能，但是這種演變既不是向人家輸出“儒家文化”，也不是輸出“社會主義”，當然更不是輸出自由主義。而是用一種“低人權”的競爭“優勢”使人家也不得不向“既低自由、也低福利”的方向發展。如果說幾年前一群討厭“自由放任”的左派經濟學者提出“北京共識”還并不令人驚奇，那么討厭“福利國家”的張五常先生最近宣稱“天下大勢將是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就很耐人尋味。而曾經預言歷史將“終結”于自由民主的弗朗西斯·福山如今也出版了新書《出乎意料》，把“世界轉向‘中國式社會主義’”列為未來可能發生的七大“意外”之一。可見這種趨勢不容小覷。

　　我們現在所有的要素似乎都極有“競爭力”：比如勞動力，印度等國在勞動力充裕而廉價方面不亞于我們，但我們的勞工之逆來順受全無集體談判權卻是他們不可企及的“優勢”。與勞力相反，我們的土地本來非常稀缺，但卻擁有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圈地機制，圈占廣州附近的大片膏腴比人家圈內華達沙漠還容易。我們環境和資源稟賦不佳，但沒有討厭的公民社會搗亂，要占用它們就免了許多“麻煩”。我們的公共財政在公眾福利方面捉襟見肘，而使用“公共財政配套”來“招商引資”卻非常慷慨。在所有這些方面，他們不管社會黨還是保守黨誰能與我們競爭？而那些“民主分家麻煩大，福利國家包袱多，工會嚇跑投資者，農會趕走圈地客”的民主轉軌國家就更不可能創造我們這種“奇跡”了。減少“交易成本”以提高“效率”是國外經濟學的一大發明，但以剝奪一些人交易權利的方式為另一些人單方面降低“交易成本”的主意卻是他們想不出來的。

　　“第三種可能”有利于中國人嗎？

　　自由經濟的優勢主要在于創新，在于它那源于人的自主狀態的創造性。但是如果就單純勞動過程來講的話，很難說是不是自由經濟最有效率。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福格爾曾證明，南北戰爭前南方奴隸制經濟比北方自由經濟更有效率。(R.W.Fogel,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Little Brown,1974)經濟學家多馬也講過，東歐的二度農奴化在歷史上曾極大地提高了他們的競爭力。(E.D.Domar, The Causes of Slavery or Serfdom: a Hypothesis. 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0(1), March.1970.)東歐很多國家大概在13、14世紀農奴制度就已經解體了，但是那個時候普遍是小農。16、17世紀由于商品性農業崛起，很多人發現農奴制大莊園又有了它的活力，因為它比自給自足的小農更能提供商品糧。當然也許自由的大農場也可以，但要讓小農自由兼并成大農場那慢死了，不如把他們重新農奴化。而且在二度農奴化過程中這些國家確實一度變得相當有競爭力，包括波蘭、俄國很多國家都是這樣。

　　在封閉的狀態下，這種命令經濟對注重創造性的現代自由經濟不可能具有優勢，因為“低人權”極大扼殺了人們的主動精神和創造力。但是在全球化、在市場經濟全球化但又沒有人權全球化的背景下，就有了這樣一種可能：自由經濟的創造可以被缺乏創造性但善于模仿的強權經濟比較容易地接過來，再依靠強權的優勢把它“高效率”地產出。于是在這樣一種游戲中就可能出現：福利國家競爭不過低福利國家，低福利國家競爭不過低人權國家。

　　于是至少在經濟學領域，這十年來出現的明顯變化是：過去那種左派(福利國家或凱恩斯主義者)看好中國而右派(自由競爭論者)看衰中國的狀況如今大有改變。由于這些年的經濟高增長，尤其是2001年以后經濟發展在國際要素的影響下又有了進一步的加速，國際上左右兩派經濟學現在都在唱中國的贊歌，都想用中國經濟的高增長為他們各自的理論提供證明。于是“左派欣賞這里的低自由，右派欣賞這里的低福利”。有些人高調稱之為“北京共識”。其實“共識”可能夸張，同樣稱贊中國的人其稱贊的理由往往是相反的。但無論是否“共識”，他們都喜談“中國經驗”則是事實。

　　遺憾的是：這些經驗就像“慈禧餐桌上最遠的那道菜”：好看不好吃。中國的這一套，他們無論左派還是右派誰能學得了？

　　現在外資和中資在交流過程中經常碰到這種現象，比如我們的傳媒多次出現這樣的標題“中資海外投資遭遇工會陷阱”。(朱曉雪、王嘉徵：《首鋼：秘魯的血色黃昏》，《環球企業家》2004年9月 總第102期；盛立中：《學會同工會打交道 中企海外擴張遭遇工人運動》，《南風窗》2004年10月18日)外國人一到中國來就說中國工人多么聽話，土地可以隨便圈，工人可以隨便使，資源環境也可以隨便弄，沒有國外那些NGO在那里搗亂，整個過程使得中國在全球化中成為一個資本吸納機器，又成為一個商品輸出機器。其外部效應就是：中國的“競爭力”現在大有掃平全球工會、逆轉勞資關系、壓低百年福利之勢：一方面“低人權優勢”下的廉價品大輸出，一方面“無工會經濟”對全球資本的吸納，他們的工人還有什么討價還價的籌碼可言？但這并不意味著自由競爭的體制日子就會好過到哪里去。在中國的“優勢”下，自由競爭也面臨很多問題，以至于連美國這樣的國家都在那里重豎貿易壁壘。

　　但是，這樣的“優勢”對我們國內也造成嚴重問題，以至于“順差爆炸”弄得里外不討好：中國人抱怨西方開動印鈔機就卷走了咱們的血汗，西方人抱怨我們的廉價貨砸了他們的飯碗。這個過程雖然造成了GDP和各種經濟指標的大提高，但是中國廣大的公眾從這個過程中到底能獲得多少利益，這是值得考慮的。

　　由于目前這種全球化在發達國家導致工會萎靡、福利倒退，它受到西方左派的強烈抨擊是不難理解的。市場經濟中勞資雙方的談判地位首先取決于勞資兩個要素的供給狀況：勞動過剩、資本稀缺則勞方地位削弱，資本過剩、勞動稀缺則勞方實力增強。其次也取決于政治體制：在民主國家由于勞工人數眾多，“多數政治”會使“勞動過剩”時勞方地位也不至于太削弱，而資本過剩時勞方地位卻會進一步增強。對于發達國家百年來窮人福利的巨大進步，西方歷來有兩種解釋：左派認為是人民斗爭的結果；而自由派認為是市場經濟下資本過剩導致的自然趨勢。這兩種解釋其實并不矛盾：發達國家的民主福利體制的確既是勞工民主運動的成果，同時也與資本主義長期發展后資本過剩、削弱了資本的談判地位有關。然而冷戰結束后的全球化增加了資本出路，面對工會，資本學會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權”國家。資本外流加劇了本國勞動的相對過剩，勞工討價還價的實力大減，工會雄風不再，福利體制陷入危機，所以西方左派要反全球化。

　　然而對于資本流入的中國來說，其效果本應相反：本來在體制下勞工的談判能力就被人為壓縮，如果在市場邏輯中資本相對過剩，勞工的處境還好些——外資的進入就有這種功能。如果我們對外資關閉國門，或者人家對我們的商品關閉國門，那我國的資本將更稀缺，勞動相對地就更過剩，勞工就更無法討價還價了。所以中國的“左派”也跟著西方左派一起“反全球化”實在是不明事理。至于中國給外資“超國民待遇”，一些地方官商勾結壓制勞工，甚至外商愿意讓步而某些官員仍要鎮壓，那是不民主的結果，是“低人權”的問題，與資本流入與否無關。今天中國固然有官府與外資官商勾結壓制勞工之弊，但與內資的官商勾結(如引起關注的“官煤勾結”，更不用說壟斷部門以權謀利)之弊難道不是更嚴重嗎？

　　關鍵的問題在于：發達民主國家支撐勞工權益與福利制度的兩大因素在中國都“缺位”：資本相對于勞動既更為稀缺，而真正有博弈功能的工會農會又沒有。所以我國如果真的有所謂左派的話，它需要做的不是像西方左派那樣在已有民主的前提下希望堵住全球化來維持工農的談判地位，而是樂見市場全球化但不滿足于此，還要通過“人權全球化”，即在人權方面(對于左派來說尤其是社會民主、勞工權利、福利保障等“經濟社會權利”)“與國際接軌”，來爭取工農的談判地位。

　　而在這種努力尚未結果時，面對中國的競爭力，國外經濟學界出現的一種奇特的現象，就是“左派稱贊中國低自由，右派稱贊中國低福利”。但我懷疑，這種現象在不遠的將來就會變成左派批評中國低福利、右派批評中國低自由。現在所謂的人民幣升值問題，所謂中國產品安全性問題，只是一種非常邊緣化的涉及。大家都知道，實際上真正的癥結既不在于匯率，也不在于所謂的安全性問題。最后人們就會發現，實際上真正的問題還是在體制上。2001年以后的全球化起了一個作用，就是把中國的國內矛盾稀釋到全世界，這里講的稀釋不是消解，因為實際上它并沒有消解，但是通過吸納全世界的資本、向全世界輸出商品的模式，提高了我們的就業率，的確有助于中國國內的穩定。但是這種效應實際上是把一百多年以來其他國家形成的勞資關系格局、各個利益集團形成的均衡給打破了，因此他們的問題就多起來，而且左派、右派都沒有什么辦法。

　　對“中國經驗”望洋興嘆

　　例如，雖然從改革以前我們就喜歡拿印度來比較以顯示“社會主義優越性”，但是過去印度人其實很看不起中國，甚至在1980年代改革使中國經濟加速、真正明顯地超過了印度的情況下，很多印度人仍然不以為然。但在近幾年的“全球化”中，盡管印度自己的經濟也明顯加速，并進入歷史上發展最快的時期，但許多印度人，無論左派還是右派，對中國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羨慕乃至“嫉妒”與焦慮。2004年印度塔塔財團就派人來華，想向中國轉移資本，把汽車生產線搬到中國，以躲避他們那里難惹的工會。只因外資爭相涌入下我們已經看不上印度，才沒談成。到了2006-2007年，印度左、右派出現了比賽學中國、但卻都碰了壁的奇觀：先是右派執政的馬哈拉施特拉邦孟買市當局要學中國“經營城市”，聲稱要“15年趕超上海”，但是第一步的強制拆遷就碰到了力量強大的“刁民”而遭鎩羽。然后左派印共(馬)執政的西孟加拉邦要學中國搞經濟特區，結果一上馬又碰到組織能力強大的農民，陷入“農會趕走圈地客”的尷尬。面對“中國經驗”，他們無論左派還是右派都只能望洋興嘆，而對我們的學者而言則多了個民主制增加“交易成本”的“惡例”。

　　即便是發達國家，在中國的“競爭力”面前也存在著“左派無法減自由，右派無法降福利”的“困境”，于是一些“英雄”開始冒頭：西方的傳統政治格局本是左派主張福利國家，右派主張自由放任，一般來講右派主張小權力政府，左派主張大責任政府。但是最近西方政治中已經開始出現一種“向中國看齊”(當然未必是自覺的)的苗頭，開始出現了一些政治家，他們一方面強調政府的權力要擴大，另一方面強調政府的責任要推卸。例如2007年5月法國大選出來的薩科奇，你很難說他是傳統的右派還是傳統的左派。你講他是傳統右派，他卻是主張大(權力)政府的，薩科奇有處置2005年移民騷亂的背景，很多法國人都說他是主張警察治國，主張收縮自由的。但同時他又對法國的福利國家體制深惡痛絕，要削減福利，因此他當然也不是左派。通常在西方政治中，主張削減福利的人都是主張進一步擴大自由的。主張限制自由(至少在經濟方面)的人又要求擴大福利。現在出現一個既主張削減自由也主張削減福利的人，這在西方的政治格局中應該說是個新趨勢。

　　當然與我們相比，他們還差得遠。在法國自由與福利也許真的都太過分了，薩科齊的做法在一定范圍內也許是合理的，我并不認為薩科齊的出現就意味著法國已經在走向“中國化”。但這種苗頭、或者說這種可能性你不能不看到。而如果法國真的“中國化”我們中國人就會高興嗎？要知道體制上“中國化”與利益上“親中國”完全是兩回事。今天在國際政治上薩科齊更是與其說“親中國”不如說親美。但如前所說，中國體制的誘惑不同于中國國力的“威脅”，體制的影響不同于國際政治的親疏，當年中蘇兩大命令經濟國家勢同水火、毛澤東甚至希望聯合美國抗衡蘇聯就是最好的例子。即便是國際政治上的反華派，就不會羨慕那種自由與福利都“雙低”的“優勢”嗎？就不會想學了這種優勢后力量壯大、再更起勁地“反華”嗎？當年國人有曰：“師夷長技以制夷”，今天別人就不想“師華長技(如果那也叫‘長技’)以制華”？

　　但統治者再羨慕，只要憲政民主還存在，他們就學不了這一套，而且也不可能一直容忍這種在我們“雙低”優勢面前的被動狀態。這就是“左派稱贊中國低自由，右派稱贊中國低福利”的現象會變成“左派批評中國低福利，右派批評中國低自由”的原因，但問題當然不在于別人的批評，我們自己能夠一直接受這種狀態嗎？

　　因此在30年后的今天，國人正面臨新的選擇，改革也面臨新的考驗。有人說“改革”如今已經成了個“不名譽的詞”，這恐怕言過其實，但是那種單一維度的“經濟改革”名聲的確越來越差。還有人說要重新凝聚“改革共識”，其實如前所述，1978年的“共識”植因于“走出負帕累托過程”的背景，這種條件本來就極其稀罕，以后也恐難再有。但是正常的社會必然有利益的多元，古今中外的改革也大都是在爭議中實現的。所以“共識”少了、爭議多了未必就是災難，最可怕的是連“共同的底線”也找不到，由于缺乏憲政機制，不同的利益訴求缺乏合理的博弈與互動平臺，從而由“權家通贏”導致“贏家通吃”，如果因此造成危機，那過去“節省”的“交易成本”恐怕就會變成需要償還的“高利貸”了。

　　30年來中國改革的巨大成就，謂之“奇跡”并不過分。然而，看不到成就后面的陰影是不祥的。中國改革仍然雄關漫道、任重道遠，而且尤其在過去一直在回避的那些領域需要有真正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