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牽頭歐盟力舉抵擋大旗

　　歐洲的上空也彌漫著“金融保護主義”的幽靈。長期以來，德國政府對對沖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等投資載體控股德國企業就非常警覺。目前，德國政府對待SWFs態度與其先前強烈要求監管對沖基金、增加其透明度的態度倒是一脈相承，成為了歐洲牽頭抵擋SWFs的旗手。德國認為，SWFs會受到“政治和其他利益動機的驅使”，因此不但在國內組織政府草擬立法、組織委員會，限制SWFs的投資，還努力鼓噪整個歐盟采取一種“共同方式”，審查SWFs對歐洲公司的“惡意收購”活動。

　　德國抵制SWFs的觀點其實是深深地打上了“默克爾烙印”。默克爾上臺后，德國政府仿佛一下子想擔任起全世界秩序領導者的職責，努力扮演人權衛士的政治大國形象。相較科爾、施羅德等幾位前任，默克爾對中國的個人成見較深，主導推動立法約束SWFs投資，也是受到了中國投資公司成立的刺激。法國在一定程度上似乎響應了德國的呼吁，目前正在起草一份法律報告書，試圖建立一套系統的核心產業保護法律框架，旨在保護法國一些涉及國家戰略利益的領域不受SWFs的影響。

　　青睞SWFs的國家

　　面對中國的投資和經濟增長給世界帶來的超常的紅利，理性的人們都會認為自筑樊籬隔絕中國的資本實在不合時宜。因此，G7國家也不是鐵板一塊，面對默克爾煞費苦心的限制SWFs的牽頭行動，英、意不為所動，堅持其傳統的自由主義立場，明確表態期待SWFs的投資。澳大利亞更是對來自中國的資金提供各種機會。

　　英國財政大臣阿里斯代爾·達林認為，作為政府針對具體投資意向的保護主義言論是錯誤的，因此，英國將抵制歐盟采納統一政策應對SWFs。倫敦金融城第679任市長約翰·使達德更是對SWFs拋出了“來我這里，不必透明”的橄欖枝。2007年10月26日，中國投資公司成立尚不到一個月，使達德就迫不及待地專訪中國，力邀中國投資公司落戶倫敦。使達德認為，強迫SWFs透明的理由并不充分，而倫敦金融城采用的是“以風險為基礎”的監管制度，可以與企業之間進行“持續的對話”，足以提醒SWFs可能面臨和形成的風險。

　　意大利政府宣布支持SWFs的自由市場準入，對潛在投資者沒有國別限制。其國際貿易部長愛瑪·波尼諾在談起一直虧損的意大利航空公司時就表示：“我不在意誰買下它，他可以是中國人，也可以是愛斯基摩人……只要他們能讓該公司扭虧為盈就行。”

　　近年來，澳大利亞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其政界、商界對包括SWFs在內來自中國的投資都持歡迎態度。霍華德總理在位11年來一直在為中國公司投資澳大利亞礦產資源鋪平道路，澳大利亞工黨領袖、現已于2007年12月3日剛剛就任總理的陸凱文也表示支持這一政策。德國的“金融保護主義”傾向，顯然給予了英、意、澳更多的機會，這可是德國最不愿意看到的后果。

　　躍躍欲試的IMF

　　既然親自操刀恐有不便，那假借他人之手應該是一個不錯的主意，整個2007年，美國政要都紛紛在多種場合或明或暗地表示，IMF應盡快出面展開評估SWFs風險的工作程序，在全球范圍內出臺一項針對SWFs的運作和監管規則。美國的如意算盤是，納入IMF的國際監督框架下，SWFs無論到哪都有約束，不如就留在美國。德國在歐盟的呼吁反響平平的時候也想到了由IMF推動此項艱難工作。

　　美、德的邀請其實正合IMF心意。IMF一個最重要的職能就是在金融危機爆發時擔當國際最后貸款人給危機國提供融資。最近10年來，隨著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的外匯儲備的急劇增長并將其轉換為SWFs，擔當國際最后貸款人的重要性大幅降低，IMF因此還提出了最多要裁員15%的計劃。如果IMF不轉換工作重心，加強對SWFs的監控，一旦其規模急劇增長而做大，將會使得IMF的地位邊緣化。當然，IMF也意識到對融資職能逐漸弱化意味著什么。因此，加強國際監督職能是IMF改革的內容之一。在這種情形下，當美、德等國呼吁IMF制定相關原則加強SWFs的監管時，IMF認為這是一個重塑國際監督職能的時機，自然應允。更何況，IMF被賦有評估和維護全球金融穩定的職責，以關注、監控風險的角度對SWFs提出“最佳實踐原則”實在是名正言順的事情。

　　為了配合美、德兩國，2007年以來，IMF關注焦點已經從對沖基金轉移到SWFs了。IMF認為，鑒于以往世界經濟經歷過類似主權倒債、投機資金狙擊一國貨幣等慘痛教訓，IMF必須高度關注SWFs的發展。同時，IMF擔心，SWFs可能會利用一國的主權信貸資質，濫用杠桿融資從事高風險投資項目，最終可能導致嚴重后果。從IMF新總裁斯特勞斯·卡恩的態度也可以看出，最近IMF加快了介入SWFs的步伐。新官上任三把火，特勞斯·卡恩2007年10月下旬上任伊始就有一把火燒到了SWFs，他強調了SWFs給基金組織成員國帶來的挑戰，并暗示這些基金有可能成為金融不穩定的新來源。

　　目前，IMF建議各國政策的制定者應該留意SWFs，并有必要讓這些基金的運作更透明；同時，IMF也成立了一個專門的資本研究小組，已經開始搜集相關信息，評估SWFs對全球金融體系的潛在風險，不過IMF首席經濟學家西蒙·約翰遜表示“進度還處在相當初級的階段”。但不管怎樣，這項工作已經正式啟動起來。須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如果在美、德的授意下，IMF存在進一步采取強行行動的可能。如像2007年6月那樣不顧中國在內的部分發展中國家的保留意見、強行通過關于匯率監督的《對成員國政策雙邊監督的決定》，那么最終形成一個不采納我們意見的關于SWFs的監督原則也未必不可能。

　　盼望著泡沫浴的國際投行

　　2007年下半年來，國際投行們的日子也都不大好過，一直在美國次級按揭貸款危機的泥潭中徘徊，貝爾斯登、高盛、美林、花旗的CEO們一個個掛冠離去。雖然次級按揭貸款危機最終化解為時尚早，但大鱷們洗刷滿身泥濘的渴求卻非常強烈。它們發現這樣的機會就要來臨了，那就是SWFs將帶來資產管理業務飆升的泡沫浴。

　　本來，SWFs就是國際投行們兜售的一個概念。投桃報李，SWFs成立后一般都要聘請國際投行進行資產管理。事實上，基于美國和歐洲的“金融保護主義”存在可能帶來的風險，以及設立內部投資組合管理團隊面臨的高成本和種種困難，借助外部的資產管理人是SWFs爭取主動權的一個現實選擇。作為SWFs進行全球配置的先行者——挪威央行的NBIM也喜歡用外部管理人來提高資產管理績效，目前，其內部經理人也僅僅管理了總量為3549億美元資產中不到40%的份額。美林認為，未來SWFs對高風險資產的投資會達到1.5萬億至3萬億美元，在全球風險資產(股票和非主權債券)中占有的份額將會較現在增加一到兩倍，到2011年，將占全球風險資產的16%左右，每年直接給國際投行們增加40億至80億美元的資產管理費。一個還算酣暢的沖刷次級按揭泥濘的泡沫浴已經在等著它們了。

　　其實國際投行們鐘情于SWFs還有一個埋在心里的小九九，那就是隨著SWFs規模的持續擴大，將進一步深化市場規模和增加全球流動性，全球資產價格的飆升將會愈走愈強，這一方面將導致國際投行們的管理收入因資產管理規模大幅飆升而大幅上漲；另一方面國際投行們完全可能利用自身的信息優勢，在全球價格飆升過程中，通過自營業務獲利。當然，國際投行們的小九九也并非壞事，至少在促進SWFs規模增長問題上不是絆腳石。

　　我國SWFs的暗戰之道

　　開弓沒有回頭箭，積極發展SWFs已是我國提高外匯儲備管理績效和沖銷流動性過剩的有效舉措，但對成立中國投資公司引致全球軒然大波，有些始料未及。面對西方“金融保護主義”的咄咄逼人，一味地回避消極，聽任歐美設置投資壁壘，肯定不是一個好的辦法，如何妥善應對，考驗著我國政府與SWFs的金融政治智慧。

　　首先，充分認識清楚“金融保護主義”的政治性，尤其要考慮西方政治更替可能會導致“金融保護主義”升級的可能性。面對“金融保護主義”，切不可等閑視之，不要以為不投資美國就能輕易地占有主動性，摻和了政治因素后情況可能恰恰相反。在美國總統大選年，針對中國話題歷來是一個激發選民情緒的有用手段，百試不爽。2008年又是大選年，一旦總統候選人拋出SWFs的“金融核武器”論調，抵制SWFs可能會愈演愈烈。如此以來，亞洲的SWFs就只有迅速分散資產，必將加快資金轉移到美元幣種以外的資產，屆時將導致歐元承擔更大的升值壓力，并可能導致大宗商品價格急劇上漲，從而觸發以德國為首的歐洲勢力更大的“金融保護主義”浪潮，乃至引發全球的不滿。而這一切又是在中國主權財富資金剛剛成立后的背景下發生，甚至連他國的SWFs都可能埋怨我們樹大招風。

　　其次，加強解釋工作，釋放誠意，強調商業性目標，適度增加透明度，不要盲目謀求控股，以緩和“金融保護主義”抵觸情緒。挪威央行的NBIM的透明度之所以令西方國家滿意，主要是3條：一是不謀求控股地位；二是主要在公開市場上進行投資，不涉及私募股權投資；三是在投資組合變化后適時公布于眾。在目前的國際環境中，我國實業公司并購國外資源性公司經常遭遇嚴重抵制，自然我國SWFs的投資行為也一樣會遭遇抵抗。因此，有關方面要加強解釋工作，釋放誠意，做好“金融保護主義”的安撫工作。

　　在經營目標上，中國投資公司向國際社會強調按照商業模式運作，以資本回報率最大化為目標，在全球的投資主要集中在貨幣市場，不存在政治動機，不會增加全球經濟金融的風險。

　　在經營策略上，可參考NBIM的管理之道，不謀求控股，聘請外部資產管理人，設立不同投資組合的子基金，如滿足交易性和預防性動機的高流動性組合、滿足盈利性動機的長期資產組合、滿足發展性動機的緩沖組合等不同的子基金，增強各子基金投資目標的透明化，緩解東道國“金融保護主義”的抵觸情緒。

　　在投資品種上，實行漸進戰略。投資品種可以在金融產品的風險譜系上，按照風險從低到高的順序逐漸擴展，包括：國債、政府債、機構債、貨幣市場產品、房地產金融產品、公司債、實業公司股票、金融公司股票、衍生產品等；條件適當的時候，才開展直接投資。

　　第三，制定以夷制夷的牽制戰術。G7國家并非鐵板一塊，德國欲牽頭歐盟抵制SWFs，但英、意卻對來自中國、俄羅斯的SWFs欣然接納。澳大利亞以及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和非洲都歡迎SWFs的投資。即使是美國和歐盟的立場也沒有完全協調一致。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尋找各國的制度差異，利用各國急于吸引投資的心理，以夷制夷，各個擊破。

　　國際投行也是一個可以借助的幫手。主權財富基金的巨額資產規模令國際投行們垂涎三尺，我們可以聘請它們擔任外部資產管理人，甚至還可以購買它們的股權，在分享它們的知識資本的同時，利用其對各國政府的游說與操控能力，牽制“金融保護主義”。

　　第四，要針鋒相對地利用國際的輿論，加強宣傳工作，批判松散管束對沖基金的同時卻抵制SWFs的歧視標準。與對沖基金相比，SWFs才是全球金融穩定的中堅力量。從近年來的金融危機與動蕩來看，沒有任何一次是SWFs投機引發的。相反，1997～1998年對沖基金攻擊固定匯率制而觸發的亞洲金融危機至今還被西方津津樂道。其實，對沖基金自身投機失敗也是全球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的來源之一。如美聯儲出面救助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就是一個明證；最近的次級按揭貸款危機也脫不了對沖基金的干系。

　　第五，要積極聯合全球SWFs與抵制國協商談判，建立類似WTO的貿易爭端解決機制，妥善解決糾紛。二戰以來，國際貿易體系通過詳細的協定成功處理了各種熱點政治糾紛。事實上，完全可以將SWFs的活動視為全球貿易體系中的新生事物，在SWFs母國及其投資的東道國之間，就投資行為進行協商，簽訂雙贏的金融貿易協定。若SWFs違反協定，以后的投資就要被叫停；若東道國違反協定，母國可以得到相應補償或對等地報復東道國。因此，我們應該未雨綢繆，聯合其他SWFs，與“金融保護主義”國家坐下來談判，簽署牽涉金融市場的貿易協定，并在IMF的參與下達成SWFs“最佳行為準則”的核心原則，以消除投資壁壘和監管空白。

　　最后，要注意監管流入我國的國外SWFs。一是在市場準入的安全審查中堅持對等原則的同時，可參考國外的投資委員會制度，將國家安全以及保持競爭優勢放在維護國家利益的首位。二是在SWFs的投資領域與控股水平上，嚴格限制涉及國家安全與產業安全的投資，對SWFs的投資比重加以限制。三是加強對國外SWFs在我國境內投資行為的跟蹤監測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