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與貿易收支

　　美國經過了10年經濟持續繁榮，已經進入調整期。國際上預測美國的經濟增長率，將從2000年的3.2%降低到1.2%。美國的GDP在2000年達到90000億美元，占全世界總產值的1/3，貿易順差每年3000億美元，美國金融市場占全球1/3，由于美國經濟規模巨大，其經濟衰退將影響其他各國的經濟。

　　2000年中國出口2492億美元，其中對美國出口占20%，加上香港轉口占30%，美國是中國的第二伙伴。中美之間的互相經濟依賴是不平衡的，中國依賴美國較多，美國依賴中國較少。中國的出口在美國進口份額中僅2%。中國對美國的資金和技術有依賴，從美國進口最多的是技術含量高的機電產品(1998年為94.18億美元，占自美國進口總量的55%)，有些是難以替代的。日本是我國第一貿易伙伴，1998年中國對日貿易占進出口20%左右。歐盟是我第三貿易伙伴，占15%。1998年我國外貿的64.3%、約2071億美元，是與美日歐的貿易(含內地與香港的貿易)，我們獲得的貿易順差629億美元，如果沒有這一塊，外貿將有逆差193億美元。

　　美國進口的下降當然會影響中國的出口。2001年一季度中國出口雖然保持高水平，但廣東出口僅為200億美元，與去年同期相比是零增長，使廣東全年出口1000億美元的目標面臨嚴峻挑戰。估計2001年上半年我國出口零增長，全年增長10%左右，遠遠低于2000年37%的增長率。進口難以下降，外貿順差繼續減少，數年之內將出現逆差。凈出口由正數變為負數，總需求必然下降。需要投資和消費更大幅度上升，才能夠保持7%以上的經濟增長率。

　　經常項目與外商直接投資

　　我國國際收支的貿易收支由順差走向逆差，經常項目的逆差可能出現更早，因為外資利潤匯出記在這一項目，已經由每年的100億美元增加到200億美元。這是中國涉外經濟關系的重大轉折。

　　國際收支平衡表告訴我們：只有當國際收支的經常項目出現逆差，才可能有資本凈流入，否則只能是凈流出。發展經濟學指出，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率高于發達國家時，會出現所謂“雙缺口”：即儲蓄大于投資，進口大于出口，此時才可能有外資凈流入。非常奇怪的是：中國在90年代的儲蓄遠遠大于投資，目前銀行存大于貸數千億人民幣；出口遠遠大于進口，每年有大量貿易順差。同時又引進外商直接投資3000億美元。這只能說明：我國在引進3000億美元外國真實資本的同時，有更多的貨幣資本流出，包括1700多億美元國家外匯儲備，1300多億美元的國內居民和企業存款，由于國內經濟不振無從進口，只好存放國外，稱為“被動性外流”；其余2000億美元表現在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誤差與遺漏”項目，稱為“主動性外流”或者資本非法外逃。

　　我國90年代巨大的國際收支順差，除去出口以外，主要是3000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數年后通過人民幣利潤匯出實現平衡，中國加入WTO，以未來國內市場換取外資進入，估計以后數年每年可能有600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進入，5年后中國累計有8000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每年國內人民幣利潤達到4000億人民幣。大約90%的人民幣利潤并沒有匯出，而是以“再投資”方式留在國內。如果在突發事件下集中匯出，即有可能觸發外匯危機。

　　實際匯率與名義匯率

　　人民幣名義匯率的變動，是要考慮經濟政治綜合利益的。中國和東南亞各國出口結構雷同，各占世界出口3%，當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國寧可減少出口也沒有貶值人民幣名義匯率，是出于穩定亞洲局勢的考慮，盡亞洲大國的責任；同樣，韓國和日本的出口結構雷同，1997年日元貶值到1：146，韓國即難以忍受。

　　人民幣名義匯率穩定，周邊國家貶值，意味著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按照貿易權數計算的匯率)升值。中國內地對韓國的貿易占中國外貿總額的6%，對東南亞為4%，對臺灣省6.36%，1997年東南亞貨幣平均貶值大約40%，韓國貨幣貶值40%，臺幣貶值20%，一共使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5.3%；1998年日元貶值20%，日本與中國的外貿占中國外貿總額的20%，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再升值7%，總共不超過15%。

　　實際有效匯率的升值沒有影響中國出口，主要是由于人民幣實際匯率在貶值。實際匯率是名義匯率扣除物價指數和出口退稅的影響。中國國內消費物價水平在1996—1998年下降了10.7個百分點，出口退稅增加，相當于人民幣實際匯率貶值，抵消了名義有效匯率升值。

　　1999年亞洲金融局勢穩定以后，美元大幅度升值，人民幣亦隨美元大幅度升值。此時有一個政策選擇，就是將人民幣名義匯率“超貶”一次，如貶值到1：10，造成長期升值預期，同時將資本項目自由兌換。但是我的建議沒有被采納。出口并沒有受到影響，是由于美國經濟好，中國國內農民工大量涌出，繼續降低加工成本，和國內通貨緊縮的繼續，出口退稅的增加。看來，中國繼續沿著穩定人民幣名義匯率，貶值實際匯率的方向，仍舊可以持續。

　　問題在于總體性政策選擇。美國經濟進入調整，不斷降低利率，美元有貶值預期，日元和亞洲其他國家貨幣馬上就有貶值壓力。這種形勢類似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形勢，人民幣不可能貶值，相應資本項目也不可能自由兌換。

　　固定匯率，資本自由流動和貨幣政策，三者只能居其二。如果把匯率固定，國家即不可能為了資本自由流動而犧牲國內貨幣政策的穩定性和自主性。資本項目不能自由兌換所造成的問題，比如各種市場的分割和投機，效率的降低，只能夠承受，盡量使用其他政策彌補。

　　股票市場與資本自由流動

　　人民幣名義匯率之所以穩定并且堅挺，主要經濟根據是，我國涉外經濟主要是進出口，2000年總額4700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7%；在引進的外國投資中，主要是直接投資即真實資本，表現為設備進口，同時記入國際收支平衡表的進口項目和資本項目。匯率決定主要與貿易項目有關。中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已經達到47%，顯然過高了。但是如果扣除對外貿易中將近50%的加工貿易，外貿依存度就下降一半。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1：5計算就更低。中國農村的自給性經濟在整體經濟中占50%左右。中國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度更低。因此，匯率作為人民幣的國際價格，連接國內外經濟的主要經濟參數，其機制仍舊以固定為好，其水平仍舊以穩定為好。現在所謂“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實際是浮動不起來的。國際市場價格波動對國內的影響，可以通過國內物價的變化表現，即表現為實際匯率的波動，而不一定表現為名義匯率的波動。

　　發達國家的資本市場，貨幣市場，外匯市場和商品市場高度發達且互相連通，短期流動資本自由流動，需要靈活的價格機制，浮動匯率，利率和股票指數期貨。巨額資本以光速全天候流動，已經能夠左右許多國家的國際收支，甚至造成各個市場的暴漲暴跌，發生金融危機。中國仍舊堅持固定匯率加外匯管制，固定對外經濟參數，同時保持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力圖使國內價格市場化。當通貨緊縮時人民幣匯率可以升值，通貨膨脹時可以貶值。

　　美國股票市場經過10年牛市，從去年開始大幅度下挫，那斯達克高科技市場已經崩盤。

　　所謂“風水輪流轉”，盛極必衰是股票市場的絕對規律。美國股票市場崩盤的契機，實際上與總統大選有關。共和黨里根執政8年進行經濟調整，得罪人不少，結果被民主黨享受了經濟繁榮的成果，連續執政8年，2000年大選必取而代之以后快。在美國歷史上的選舉年，一般來說經濟如果不好，特別是股票市場崩盤，總統必定換馬，何況民主黨的戈爾又是所謂“互聯網之父”。共和黨的背景是軍事工業集團和華爾街金融界，有能力操縱股票市場，將那斯達克指數徹底打下來。

　　2000年，紐約股市市值已由169600億美元，大幅縮減為145600億美元，相當于高達24000億美元的美國家庭財富，在短短8個月內已煙消云散,相當于福特汽車[微博]、通用汽車及華瑪商場3大企業整整5年的營業額總和，直到2001年4月份仍然沒有起色，已經從5000點跌破了1700點。

　　美股下跌的損失有多大？到2001年3月20日，納斯達克[微博]市場和紐約證券交易所[微博]損失的市值是5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GDP的一半，是1987年10月華爾街崩盤市值損失的5倍。納斯達克市場2000年3月的總市值是6.7萬億美元，1年后只剩下2.7萬億美元。市值減少4.6萬億美元，大于公眾持有的美國聯邦債券總金額；超過社會安全及健康醫療信托基金的總金額；相當于日本及韓國經濟的總和；等于美國的汽車、鋼鐵、電機及石油產業瞬間化為烏有；相當于美國所有住宅的總金額；相當于布什10年減稅方案總金額的2到3倍；相當于布什今年預定減稅金額的1000倍。美聯儲已經連續降低利率。但效果不明顯。“財富效應”正對美國經濟施加反作用，扣除房貸、信用卡融資等負債，美國家庭平均擁有的房地產、股票等財富凈值在2000年減少2%，由1999年底的42.3萬億美元降到41.4萬億美元，這是1945年以來，美國家庭財富首度出現衰退。2000年美國家庭財富縮水幾乎全部來自股市的下跌。家庭直接持股的價值由8.75萬億美元降到6.6萬億美元。除非股市反彈，美國將出現1952年以來最強烈的負財富效應。

　　股市暴跌如果使大批對沖基金破產，將牽連7000億美元的銀行壞賬。按照國際銀行“巴塞爾”協定，國際銀行體系將被迫減少7萬億美元的貸款，相當于國際銀行體系貸款總額的三分之一。自亞洲金融風暴以來，國際銀行體系向亞洲國家和俄羅斯、巴西等國的貸款1萬億美元，估計15%難以收回，導致國際銀行體系信貸收縮7%。二者合計導致信貸緊縮40%。從1990年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到1998年，日本的信貸緊縮還未超過5%，已經使日本經濟陷入長期衰退，1929-1933年的大危機中，美國的信貸緊縮20%,使其經濟萎縮了40%。如果此次國際金融體系崩潰造成40%的信貸緊縮，即將來臨的國際經濟蕭條，其嚴重程度可能超過上一次大危機,歐洲和日本都會受到深度牽連，經濟的外向程度極高的亞洲更深難逃此劫。

　　無論美國和世界經濟如何，中國都不害怕。美國股票市場走熊，資金流入中國的可能性很大。國內股票市場的走勢，和美國有相反的走勢。A股可以通過開放基金，B股可以通過擴容。AB股在短期內不會合并，因為人民幣不在資本項目下自由兌換，就解決不了并軌問題，并軌以后又沒有吸引外匯入市的渠道。AB長期并存，中國股票市場將分別形成以人民幣和外匯標價的板塊，外匯股票板塊包括B股，香港的H股，紅籌股等等。B股的擴容可以開辟國內外外匯投資的渠道，擴容部分的外匯實際上為國家所有，國家對于進入B股市場的外匯總體上加強了控制。這在實際上對國家安全十分有利，我相信一定會如此安排。

　　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化經濟，已經出現了荒謬的邏輯:全球資本流向美國,對美國有利；現在要流出美國,大家又害怕，好像風水總是在美國?這就是新經濟給美國帶來的過度繁榮,所造成的全球經濟失衡和不穩定。無論如何,大調整總是要發生的,世界各國不得不跟隨美國進行調整。

　　難道風水永遠在美國嗎？

　　流行的“經濟學主流”看法，把美國經濟看成是世界經濟的主導，其他國家是美國的附庸，這對于那些依附型發展的小國可能適用，對于中國這樣不平衡發展的大國，未必如此。

　　同樣的問題，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認識：中國改革開放22年，總體上是外需拉動，國民生產總值平均年增8%，出口年增長率高出1倍，從1978年的95億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2492億美元，增加了25倍。出口太好，內部需求就難以啟動，整體經濟趨于外向型，國內民間投資不振，兩極分化嚴重，政府組織能力降低，現實生產率遠遠達不到潛在生產率的水平。啟動內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清除腐敗，精簡機構，發展國防，開展國土整治，進行勞動積累。也只有在出口嚴重下降的情況下，斷了繼續依賴國際市場的念頭，才可真正調整利益格局，下大力氣啟動內需。“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美國經濟的調整特別是股票市場的崩盤，對于中國是福是禍，關鍵在中國人是否能夠進行經濟社會調整。如果成功，中國經濟仍舊可以持續高速增長數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