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文

　　改革是涉及政治和經濟諸多領域的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要中國改革發展之初，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12月22日)就這樣來界定改革的實質和基本內容：“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苯涍^20年的努力、中國的改革已經取得了重大的進展。但是現在革命尚未成功、瞻望未來、戰斗正未有窮期。為了取得改革完全的勝利、改革者仍舊需要繼續努力。

　　一、成就與問題

　　中國改革首先在經濟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它的基本標志，是原來國有經濟的一統天下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見表1、2)，市場在許多領域的資源配置中開始發揮基礎性作用，一個以混合所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輪廓已經顯現在我們面前。

	國有	集體	<私營
1978	77．6	22．4	0．0
1980	76．0	23．5	0．5
1985	64．9	32．1	3．0
1990	54．6	35．6	9．8
1995	32．6	35．6	31．8
1998	27．0	36．2	36．8

	國有	集體	私營
1978	54．6	43．3	2．1
1980	51．4	44．6	4．0
1985	40．4	37．2	22．4
1990	39．6	31．7	28．7
1995	39．8	19．3	40．9
1998	20．7	16．6	62．7

　　正是在這樣的體制基礎上。20年來中國迅速增長、它在世界經濟貿易中的地位節節提高。這些成就得到了舉世的公認。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改革已經取得的成就仍然是有限的。且不論如同古語所說，“行百里者半九十”，即使從經濟體制變革的基本標志，即經濟資源配置方式轉變的角度觀察，也不能說我們已經邁過改革的大關。

　　1992年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曾經明確地指出，經濟改革的基本內容是轉變經濟資源的配置方式，讓市場而非計劃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目前雖然國有經濟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不高，大致上只占1／3左右，但它仍然是經濟資源的主要支配者。加之國有企業的改革又很不能令人滿意，在大多數國有企業里，舊體制還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妨礙它們按照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運作。因此，從全局來看，我們還遠不能說市場已經在它的資源配置中起了基礎性的作用。以發展中國家最為稀缺的資本資源為例，國有經濟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只占1／3，但卻耗用了2／3的資本資源。舊體制的陰影不僅在國有經濟中頑強地存在，使它的整體效率難以得到提高，而且計劃經濟的行為方式還通過國家行政機構范圍廣大的微觀干預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這是當前許多困擾我們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的主要成因。

　　例如社會上議論得很多、中國領導人也十分關心的所謂“重復建設”問題，它的制度根源，就是在國有經濟沒有實現改組、投融資體制沒有實現改革的范圍內，資本資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患有J·科爾奈所謂“投資饑渴癥”的行政性行為予以配置。

　　類似的問題我們還可以列舉很多。

　　例如，國有經濟效率低下導致金融體系脆弱；國有企業運行狀況不佳和非國有企業經營環境不良是近年來市場不振的重要原因；如此等等。

　　這里還要講一下乍看起來和工商業離得很遠的農村問題。農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能得到提高，目前已經成為朝野嚴重關注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怎樣才能使農民富起來?從發展經濟學的觀點看，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出路是把多達1.5億人到2億人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鎮的非農產業去。這種轉移在改革的前十年進行得比較好，而在改革的后十年，這種轉移卻出現了停頓，甚至出現反轉。例如，近年來由于國有企業吸納新勞動力的能力由正轉負、內地有些基層政權所屬的鄉鎮企業癱瘓倒閉以及某些城市“清退”農民工，鄉村地區務農勞動者的人數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有大量增加。這里的根本原因存在于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經濟改組的進度緩慢，使國有工商業缺乏創業的活力；另一方面是非國有工商業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從而它們的創業活力不可能得到充分發揮。

　　以上的種種情況為什么會發生?我想癥結大概在于：舊有的國有經濟體制，或者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所說的“國家辛迪加”這種黨政經一體化的結構，乃是整個舊體制的核心或基礎。以此為依據的利益關系盤根錯節。一部分人，特別是國家的精英分子在保持這種體制中有重大利益。其中有些人不能以整個社會的利益為重，他們就會以種種口實(包括政治上的口實)阻礙改革和改組的進行，從而對改革和改組產生很大的阻力。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者在總結自己的經驗教訓時指出，它們的改革之所以沒有能夠順利進行下去，或者雖然在初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終于半途而廢，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它們針對國有經濟的改革遇到了難以克服的阻力。我最近在匈牙利呆了一段時間。我們的匈牙利同行們。包括從80年代起就和我們很熟悉的社會主義的改革家們，心情沉重地對我說到他們的教訓。為什么匈牙利開始時進行還不錯的經濟改革到了80年代就進行不下去了?在他們看來最主要的原因是，黨和政府內部一些處于重要地位的人用政權的力量阻礙國有企業的改革，壓制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同時用發補貼、放貸款、給予種種優惠等多種方法維持和再生產黨政企不分的舊體制。

　　80年代中期以后，中共中央在鄧小平的指導下試圖把改革的戰略重點從農村轉向城市，從非國有部門轉向國有部門，進行鄧小平所說“模老虎屁股”的攻堅戰。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還就此作出了著名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但是這次攻堅戰進行得并不順利，到1987年甚至完全停頓下來。由此看來，在中國，徹底改造國有經濟遇到的困難和阻力也是巨大的。

　　二、突破與回潮

　　1992年鄧小平南巡談話之后，中國的改革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政策上都有重大的突破。繼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立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從“增量改革”戰略到“整體推進”戰略的轉變。與此同時，全會指出，為了在20世紀末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除了要進行財稅、金融等宏觀經濟改革外，應當著重進行國有企業的改革。全會針對過去過多地強調了對國有企業放權讓利而沒有著重進行企業制度改造，成效不顯著，一部分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和財務狀況非但沒有改善，而且逐漸陷入了困境的情況，決定國企改革的方向不是放權讓利，而是制度創新。由此，開始了在國有企業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即現代公司制度的試點。

　　不過人們很快就發現，要在保持國有經濟的統治地位、絕大多數公司都是國有獨資公司的條件下把國有企業普遍改造為規范的現代公司，是很難做到的。由此，提出了放開搞活國有小企業和對國有經濟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的思想。

　　在總結以往經驗的基礎上，1997年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和1999年的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圍繞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創新和政策決定。

　　中共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否定了把一個國家國有經濟的比重大小同該國社會主義性質的強弱直接聯系起來、認為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愈大愈好的蘇聯式觀點，明確規定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至少100年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據此，代表大會要求根據“三個有利于”(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我國國力的增強，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原則調整和完善國民經濟的所有制結構，建立這基本經濟制度。這種調整具體地說有三項內容：一是縮小國有經濟的范圍、實現國有經濟有進有退的調整；二是努力尋找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發展多種形式的公有制；三是發展個體私營等非公有經濟，使之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十五大的決定標志著改革的指導思想從“搞活國有企業”、“搞活整個國有經濟”到“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轉變，這意味著列寧所說“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的真正實現。

　　十五屆四中全會在以下的四個方面把十五大關于調整國有經濟的戰略布局，完善國民經濟所有制結構的方針具體化：第一，進一步將國家需要控制的行業規定為四個，即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這就為進行國有經濟有進有退的調整指明了“進”和“退”的方向。第二，不但重申了十五大“放活小型國有企業”的方針、而且將放開的范圍擴大到中型國有企業。將占國有企業總量百分之九十以上、目前大部分處于困境的中小企業放開搞活了，不但能夠為各級政府卸下巨大的包袱，還將為我國工商產業增加大批生力軍。第三，除極少數必須由國家壟斷經營的企業外，公司都要實現股權多元化。通過中外非國有股東的進入，建立起符合于我國法律和國際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法人治理結構的要義，在于確保在所有者和高級經理人員之間建立起制衡關系。在過去幾年的現代企業制度試點中建立起來的部分公司有其名而無其實，甚至成了所謂“翻牌公司”，癥結就在于受到國有企業原有歸屬關系和管理體制的束縛，沒有建立起全體股東與經營者之間的制衡關系，既保證高層經理人員，首先是公司的首席執行官(CEO)在授權范圍內的自主決策權力不受干預，又保證全體股東和其他利害相關者通過董事會對公司經營活動進行全過程的監督，使股東的利益，特別是非控股股東的利益不受侵犯。所以，十五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的這一要求，對于大企業建立有效率的企業制度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應當說，上述文件所表達的改革思路是清晰的，方針是正確的。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加以落實。

　　令人不安的一種與上述方針相反的潮流，就是有些地方和有些部門不把注意力放在調整國有經濟的布局和建立有效率的企業制度上，卻熱衷于“跑部錢進”。為自己所屬的國有企業“圈錢”和“輸血”。在東亞金融危機發生以后，為了克服需求不足，財政系統每年用發行國債、增稅等方法動員數以千億元計的資源，用于投資，以便增加需求，拉動經濟增長。運用財政手段執行反周期政策，可以起到啟動的作用，因而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它演變成了一種動員民間資源救助國有企業的長期做法，就會造成微觀上和宏觀上的種種消極后果。首先，由于財政投資是靠政府發債吸收民間儲蓄實現的，具有所謂“擠出效應”；還由于增加財政赤字最終要加重稅負，由此使投資環境變差、抑制民間投資。因此、依靠財政投資從較長時期看并不能增加投資需求。其次，由于政府體制本身的弱點，在一般的盈利性部門，政府投資的效益往往不如民間投資，過分強化政府的資源配置作用，不可能提高整個國民經濟的效率。最后，長期使用這種辦法，會使國家財政不堪重負，甚至威脅經濟和社會的穩定。更重要的是，如果國有企業熱衷于取得國家注入的資源而忽視改組和改革，其結果將會是復制和加強舊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