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萬千 實習記者 董? 發自深圳

　　余彭年，82歲，出生于湖南漣源

　　彭年實業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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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捐贈資金：61,800,000元

　　捐贈方向：健康、高等教育

　　主要行業：酒店，投資

　　他宣稱的兩大善舉，如果真能踐言蹈行，他極可能成為有史以來中國最大的慈善家。

　　他曾試圖申請地方立法，以確保百年后他的遺產能用于慈善事業，但最終歸于失敗。

　　他是深圳一家五星級酒店老板，大堂結賬處，有幅他的手書：“寧可我助天下人，不愿天下人助我。”類似條幅在酒店里并不少見。

　　據稱他家產高達30億元，但他兒子迄今只是酒店普通職員，孫子也只是采購員，一個月薪水5000多元。

　　余彭年，一位82歲的億萬富翁，深圳彭年集團的董事長，宣稱“百年后將捐獻全部財產”的慈善家。

　　據說，他的“彭年光明行動”即將啟動，他公開承諾：五年內投入五億元人民幣，組成一個流動眼科醫院，為全國20萬名貧困地區白內障患者免費帶來光明。

　　香港與湖南之間

　　1922年，余彭年出生于湖南漣源，本名彭立珊，父親是當地的小工商業者。1949年后，余彭年曾以“逃亡地主”的罪名，被判勞教三年，“那是我一生中最苦的時候。”出獄后，他經澳門偷渡香港，并改用現名。

　　剛到香港時，工作十分難找。當時他一個月收入80港元，住的床位每月10港元，每頓飯是饅頭就開水。由于生性剛強，“洗廁所都要洗得最干凈”，“每天晚上要花一毫錢買兩份當天剩下的報紙看，尋找機會”，余彭年漸漸開始立住腳。

　　到1982年余彭年第一次回老家時，他已成了衣錦還鄉的海外富商。就是這一次，家鄉的貧困讓他震驚，數十年光陰，“還是老樣子”，此前，“見不得窮人日子難過”的余彭年在香港已行善經年，從此，他開始在內地捐資行善。

　　“我喜歡直接幫助窮人”

　　最早，余彭年的慈善事業是給家鄉修路、辦學。在香港的慈善家中，他最欣賞邵逸夫，但他沒有選擇資助高等教育，“我不像諾貝爾，我喜歡直接幫助窮人。”

　　他曾帶著兒孫，在祖屋門前施舍錢財，每個信封400元，人流排成長龍，五天才排完。他說足足發了幾百萬元。

　　這也許最符合余彭年凡事親歷親為的性格特征。九十年代中后期，為把事業基地轉向內地，余彭年選擇了在深圳建造一座高層酒店，為此，當時已年過古稀的他，再次創業，從請設計師到購買水泥鋼材，事無巨細樣樣參與。

　　5月15日，星期六，就在記者采訪他的幾個小時里，不時有電話找他，此外，他還抽空接待了兩批客人。

　　義助白內障患者，緣于他的個人經歷。前幾年他得了白內障，手術后才恢復視力，深知失去光明的無助和痛苦。“我有錢，可以治病，那些窮人們怎么辦？”

　　單憑記者短短數小時的采訪，很難洞察余彭年散盡家產、盡力行善的動機和真實用心。他并不健談，除了年老后喜歡寫寫毛筆字之外，不讀書，“不信佛”，也不思考沉重命題，很難看出他的行為是否出于宗教情懷、或是高度理想文化熏陶的結果。

　　除了有點耳背，一個問題有時要問上兩遍之外，這個80多歲的耄耋老人仍然身體康健，乍一看頂多60歲出頭。

　　“行善就是我的養生之道。”余彭年開玩笑地說。

　　在教育子女方面，余彭年的觀念頗為西化和現代。

　　他有句名言：“兒子強過我，留錢給他為什么；兒子不如我，留錢給他為什么。”他兩個兒子只有小兒子在他身邊做事，也沒想過要把家業傳給他們。他給兒孫每人一套房，一部車，一份酒店的工作。“只要他們辛勤勞動，就會有飯吃。”

　　但余彭年并非對孩子沒有感情。他平時寡言少語，十分嚴肅，1980年代他把孩子接到香港團聚后，“高興的不得了，見到每個人都笑”。據他小兒子講，他和父親通信17年，到香港后才發現，他的每一封信，余彭年都保存在衣柜里，一封不少。

　　做好事的煩惱

　　“做好事不容易”，在采訪中，余彭年不止一次地說：“做好事不只是捐錢，有好多煩心事，好辛苦。”

　　1988年，余彭年向湖南面捐獻了10部救護車，他意想不到的是，有些醫院竟將其改成辦公車，甚至成了官員坐騎。

　　到后來，余彭年不再放心把錢捐給官方慈善機構。有年春節，他回老家給窮困鄉親發紅包。事先已和當地官員講好，你們來吃飯，我買單，但標準是四菜一湯。結果那些官員吃甲魚、喝茅臺，三天就花去了14萬。

　　這也許是他申請立法的深層原因。2002年，余彭年向深圳市人大提出申請，想以立法的形式，切實保證他百年后“四不準”的承諾能得以落實：彭年酒店的產權不準抵押、不準轉讓、不準繼承、所得利潤不得轉作他用，必須捐給社會。

　　這一創舉當時得到了深圳方面的極大重視，眾多媒體爭相報道，但兩年后竟沒了下文，據說是因為“沒有先例”。

　　無奈之下，余彭年采取了幾條對策，一是將酒店委托給希爾頓酒店公司管理，“外國人辦事靠得住，他們不會亂來”，以保證去世后“母雞”能不斷產蛋，此舉的代價是：他每年得向對方交納管理費2000萬元人民幣。

　　他還成立了善款管理委員會，委員由深圳前市委書記厲有為、香港地產大亨李兆基等組成，監督他身后的善款使用。他的兒子也是委員，有監督權，但沒有繼承權。

　　這個方案，是否真能讓他不再為身后事憂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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