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對中國商業國際化的貢獻不是直接的，而是體現在他數以十萬計的學員身上

　　18歲，他第一次坐火車，但是一下就坐到了北京；33歲，他第一次坐飛機，從此每年要在天上飛100多天；34歲，他第一次出國，但從此在國外生活和考察的時間就占據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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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敏洪——這個名字在哈佛和耶魯的號召力幾乎超過了中國任何一位大學校長。由他創辦的北京新東方學校主宰著北京、乃至全國的出國培訓市場，經新東方培訓過的在美國和加拿大的中國留學生數以萬計。據不完全統計，在海外各大名校就讀的中國留學生中，有70%是其弟子。10多年來，從新東方而出國留學，而后又匯入“海歸”大潮回國創業的人數更是不可勝計。

　　他精通英語，尤其擅長詞匯，其所著的GRE詞匯叢書，被新東方的學生稱為“紅寶書”。他的學員中屢屢有人在托福和GRE考試中拿到滿分，以至于他自己被尊稱為“留學教父”。

　　而在11年前，這一切對于“覺得自己不是個做大事的人，也不喜歡做大事”的俞敏洪，都是無法想象的。他身材瘦削，平時穿T恤和運動鞋，身上有濃濃的書生氣。他不是個天生的領導者。

　　這個來自江蘇農村的孩子從1978到1980年高考考了三年。他一心想考入江蘇省地屬師范學院的大專，常熟市則是他夢寐以求的地方。意外地考上北大西語系之后，他因為自己的外地口音而經常沉默。畢業后，同學們紛紛出國，他卻被大使館數次拒簽。

　　1992年，又一次出國受阻的北大教師俞敏洪辭了職，開始在社會上的培訓學校里打工。他很快就發現這些民辦語言學校惟利是圖，萌發了自立門戶的念頭。1993年，在漏風的違章建筑里，新東方開始了充滿艱難的發展歷程。那個冬天，俞敏洪自己拎著漿糊桶在零下十幾度的冬夜去貼廣告，廣告還沒貼上去，漿糊就凍成冰了。

　　曲折的經歷使他總結了成功所必須具備的三種能力——忍受孤獨、忍受失敗和忍受屈辱的能力。1995年，憑著逐漸積累出的口碑，新東方終于發展起來，開始急速膨脹，在托福、GRE培訓之外，先后開辟了出國咨詢、口語培訓、大學英語培訓等業務，并逐漸完成了從手工作坊向現代公司轉變的過程。

　　現在的新東方仍然是GRE和托福培訓的代名詞，但他并不留戀這種狀態。“我的理想是做世界性的教育，”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俞敏洪對《環球企業家》說，“只有把東西方最優秀的東西結合起來，才能辦成最好的教育。”

　　分布在國內十多個大城市的新東方學校，已累計培訓學員近200萬人次，其中僅2003年就培訓學員45萬人次。2004年5月，新東方在加拿大的多倫多和蒙特利爾開辦了學校，進入h海外教育市場。

　　俞敏洪認為，新東方學校和他對國際化的貢獻不是直接的，而是體現在數以十萬計的學員身上。“他們今后不論回不回國，都會成為中國商業國際化的‘發酵劑’”。現在，俞敏洪每年要去北美數次——新東方目前積極從事的一項活動是走到中國留學生中間，鼓勵他們回國創業。新東方要做“出國發展的橋梁，歸國發展的彩虹”。

　　在新東方培訓過的學生把她描述成“中國留學生的最后一所母校”，這是一所精神母校。數十萬計的學生們在這里除了研究如何應付國外的入學考試，學習簽證的方法，還知道了一種人生的精神：“從絕望中尋找希望”——這是新東方著名的校訓。

　　俞敏洪和新東方的校長們多次討論過是否要改變這個校訓，它是不是適合現在的時代。但是俞敏洪堅持認為這是一種人生哲學。“絕望是任何人都經常要面對的境遇，”俞敏洪承認，他現在仍然經常面對絕望，事情越做大越難。以前的決策如果錯誤，代價很小，而現在如果決策不正確，也許會給新東方的事業帶來上千萬的投資失誤，那時他絕望的感覺會比貧窮時絕望的感覺更大。

　　不過幸運的是，經營新東方的經歷已經帶給他性格上的變化，“從喜歡抱怨變得積極和主動，”俞敏洪認為。

　　眼下，他正努力使自己的名字和新東方品牌越來越遠。他已經不再在禮堂里面對數千名學生上大課了，盡管偶爾還在北美做些講演。他打算在3年之后將新東方交給其他人，然后去實現他的另一些理想。比如寫書，比如駕車游走世界。那時他45歲。

　　(文/《環球企業家》□ 李歡|文 出自：2004年7月 總第1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