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前首富的倒掉，為中國商界提供了一個無視游戲規則變更的反面教材

　　當一個經濟體由計劃經濟向自由市場過渡時，轉軌過程中的巨變和沖突所造就的一小撮超富階層到底能走多遠？俄羅斯首富、尤科斯石油公司前CEO米卡耶.霍多爾科夫斯基提供了一個最生動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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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去年10月俄當局以商業詐騙、偷漏稅款、侵占國家資產等罪名將他逮捕入獄以來，霍氏與普京總統的較量，成了去年下半年國際商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也為國內輿論高度關注。與西方輿論對普京集權治國方式的批評以及對重估俄私有化成果的擔心相反，同屬轉型社會的國內輿論則樂于看到普京對那些1990年代初私有化過程中靠巧取豪奪迅速致富的寡頭階層進行打壓；那些在“后1993”的經濟加速起飛中崛起的中國企業精英，則從尤科斯事件的解讀中找到了反觀自身的一面鏡子。

　　霍氏的發跡故事盡管充滿傳奇色彩，但整體而言與中國一些企業精英的軌跡并無二致：利用權勢資源迅速致富。

　　像其他寡頭一樣，現年41歲的霍多爾科夫斯基在前蘇聯政權搖搖欲墜之前就已發跡。在共青團的支持下，他與伙伴創辦了Menatep，先是做貿易，倒賣進口PC，甚至法國白蘭地。繼而瞄準金融，Menatep成了蘇聯第一批民營銀行。

　　葉利欽實行的私有化改革則使霍氏一躍成為“超級富豪”。在那場可謂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國有資產出售過程中，霍氏收購控制了100多家實業公司，觸角涉及房地產、鋼鐵、塑料、紡織、化工和食品等領域。霍氏通過對生意伙伴的無情打壓，對債權人和小股東權益的踐踏等方式擴張自己的企業帝國——典型的“強盜男爵”。

　　最終成為霍氏所控企業“皇冠上的明珠”的，是俄羅斯第二大石油公司尤科斯。俄政府委托Menatep負責尤科斯的股份拍賣，最終卻由霍氏控制的公司以3.5億美元的“跳樓價”收購了尤科斯78%的股權。

　　2000年，以改革俄羅斯經濟和打擊寡頭財閥為政綱的普京上臺，為追求“穩定壓倒一切”，普京曾在當年7月召集眾寡頭，與他們達成“只可發財、必須交稅、不準涉足政治”的不成文“約法三章”。兩個寡頭——別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對此置若罔聞，結果被迫流亡。

　　霍氏看起來明白了新規則，他費勁心思把尤科斯重塑成一個按照西方規則出牌的透明公司，投資者也對他的努力報以掌聲——在去年的巔峰時刻，他在尤科斯的股份價值超過了80億美元。

　　但在去年7月后，隨著霍氏的最親密生意伙伴列別杰夫因涉嫌非法侵占國家資產的罪名被捕，一系列針對尤科斯的調查接踵而來。10月，在一場黎明突襲中，霍氏在自己的私人飛機中被捕，直到現在，他仍被羈押在獄。

　　半年多來，對這場被西方媒體描述為“法治”VS“權治”爭斗的幕后動機，即便是對俄羅斯局勢最熟稔的人，仍如墜霧里：霍氏是因為圖謀總統寶座的野心過于彰顯？還是因為阻撓俄政府對石油管線的壟斷控制獲罪？他過于親西方的努力以及要把尤科斯出售給西方公司的打算，是否觸怒了俄政府？他把尤科斯與西伯利亞石油公司合并為全俄石油巨無霸的做法，是否讓俄政府感到難以駕馭？霍氏對普京治國方式的經常性批評，以及在與總統的會面中直指高官腐敗，是否讓普京下不來臺？是普京直接授權了對尤科斯的突然襲擊，還是由前克格勃成員形成的“強力集團”所為？既然普京一直堅持說檢察官是獨立運作并只對犯罪行為進行調查，但檢察官們為什么不調查俄羅斯的每一個寡頭？

　　不管哪種解讀，作為一個本來借體制轉軌崛起的寡頭，霍氏在隨后的“反體制”這條路上走得實在太遠了，超越了一個商人本應遵循的界限。

　　他犯的最大錯誤，就是干擾了普京的長期計劃。俄羅斯豐富的石油儲備是克里姆林宮在與美國博弈時的一個重要籌碼。在第一任時，普京允許石油公司趁油價上漲之機借價格轉移以及避稅等手段獲暴利，這推動了俄經濟的增長；但在第二任，普京需要減輕對石油的依賴，為此想對石油天然氣公司征以重稅，以便發展其它產業。俄的石油公司們都不大贊同此法案，但尤科斯是其中反對最起勁的，并在去年6月成功阻止了該法案在俄議會的通過。不久，列別杰夫即被捕。

　　尤科斯事件的不可避免，要害并不在于個人因素使然，而是游戲規則的改變。正如普京去年2月在約見寡頭時所言，他要通過建立“商界與政府的文明伙伴關系”來“鏟除腐敗的根基”。信號再清楚不過：商人應該遵循新規則，對法律和政府權威表達應有的尊重。

　　霍氏對這個信號置若罔聞。甚至在入獄初期，自恃有西方保護傘的他還做好了在獄中與普京抗戰到底的準備。

　　對寡頭深惡痛絕的俄羅斯民眾站在普京一邊。今年3月，普京以72.2%的高得票率輕松連任。3月底，一封據說是霍氏本人撰寫的懺悔信開始在俄媒體上出現，信中告誡俄商業領導者重新認可普京的權威，并對俄羅斯自由主義者在“道義上的過失”進行懺悔，認為大資本階層中的多數人將自身的利益同西方聯系在一起，沒有把俄羅斯視為祖國。 

　　這是個遲來的懺悔，他已為此付出了高昂代價。今年6月霍氏出庭受審的前一天，尤科斯的股價已跌至兩年來最低點。由于俄稅務部門訴請尤科斯補交稅款34億美元的要求已經得到法庭支持，如尤科斯不能與政府就分期償還達成協議的話，將導致目前只有8億美元流動資產的尤科斯在2004年底之前破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偷竊的時代已經結束。

　　如果罪名成立，霍氏可能被判10年徒刑，可能失去在尤科斯的股份，從而成為后蘇聯時代政府處置問題富豪的先例，“殺一儆佰”的效應也會使其他轉軌富豪尊重普京的權威。事實上，無論霍氏最終身陷囹圄，還是按分析人士預計的與政府達成和解，他所代表的那個巧取豪奪的寡頭時代都一去不復返了。

　　在同樣對國有企業進行大規模重組的中國，人們對中國版“強盜男爵”的擔心也呈擴大趨勢。像霍氏這樣控制金融機構并極力影響媒體的強勢富豪，給中國的商界提供了一個轉軌過程中，忽視游戲規則變更的反面教材。

　　其興也勃，其亡也忽，他們也有著與生俱來的原罪，并為此付出代價

　　周正毅

　　一個上海“下只角”出生的人，靠著自己靈活的頭腦和永不停息的進取心，“投機倒把”，從倒賣外幣到操縱股票，逐漸成長為舉世矚目的“上海首富”。玩弄資本與關系構成了他全部生意的基礎。如果不是偶然因素使之受到牢獄之災，他可能還在香港和上海兩地翻云覆雨。

　　這位做起事來有“做大做大再做大”決心的富豪，喜好美女與虛名，甚至對香港富豪李嘉誠也不屑一顧，“李嘉誠如果有1000億現金，他也可能有1500億元的借貸”，他說。不知三年囚徒生涯之后，這位2002年排名第11位的內地富豪是否能夠再排座次？

　　楊斌

　　當Forbes雜志2001年將其選為中國內地第二富豪時，這個經常穿著一身標志性的黑西裝和白襪子的富豪盡管嫌自己 的財富被低估，但仍感慨像中國改革開放這樣的機遇“對一個人來說是非常少的”，自己“抓住就上去了”。

　　當2002年初媒體質疑其利用在香港上市的“歐亞農業”投資私人地產項目，損害投資者利益，而歐亞農業的股 價遭重創之時，表面看起來波瀾不驚的楊神秘地消失了，繼而傳來他將出任朝鮮的經濟特區新義州特首的消息，但 楊還未來得及彈冠相慶，即被有關部門以虛假出資、行賄、非法占用農業用地、偽造金融票證等罪名逮捕入獄，終審判監18年。

　　(文/《環球企業家》□ 畢克雷|文 出自：2004年7月 總第1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