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過20多年持續的經濟增長后，中國仍然缺乏世界級的企業，與之相比，印度經濟規模不大但其企業規模卻很大。是什么因素制約了中國企業的發展？

　　□ 黃亞生|文

　　作者為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國際管理系副教授

蔡依琳演唱會票價1元? 索愛K700c新上市1元拍 海納百川 候車亭媒體 財富之旅誠邀商戶加盟

　　在最近的幾個月里，中國的媒體表現出對中國和印度經濟進行比較的濃厚興趣。這種興趣最主要的原因是印度經濟發展良好的態勢，但也有一部分是由那篇我和哈佛商學院的塔倫.卡那(Tarun Khanna)教授合寫的題為“印度會超過中國嗎？”的文章引起的。這篇文章發表在《外交政策》雜志(Foreign Policy)的2003年7月號上。在這篇文章中，我們提出這樣一個觀點：即印度有一些被很多人忽視的優勢，比如它所擁有的能更有效地促進企業和經濟增長的 “軟件基礎設施”——它指的是有效率的法律和金融制度。這些“軟件基礎設施”會給印度帶來長期的競爭優勢。相比而言，中國雖然硬件基礎設施的方面以及外國直接投資數量方面具有優勢，但“軟件基礎設施”落后于印度，造成中國經濟增長質量不高。

　　必須強調的是，我們并不是說印度一定會超越中國，而且在我個人看來，如果中國政府加快制度的改革，印度應是很難超越中國的。四五年前，幾乎沒有人認為印度有可能超過中國，而現在，我們能提出這個問題，表明印度在經濟領域的某些方面取得了一些重大進步，而中國卻有所滯后。

　　印度所具有的兩個“軟件基礎設施”方面的優勢，一個就是它有保護私有產權的法律體系——要知道，包括中國在內，世界上最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形式就是私有企業。另外一個優勢就是它的金融體系能夠根據效率原則分配資源。

　　批評者爭論說，我們忽略了很多印度落后于中國的關鍵領域，比如印度的基礎設施很差、文盲率很高、有對社會具破壞性的種姓制度，以及持續的種族關系緊張。事實上正好相反。我們正是因為認識到了印度的缺陷, 我們才會對它取得的成就更加印象深刻。

　　我不認為自己是印度問題專家，但出于對中國經濟的興趣我已經關注印度的經濟發展好幾年了。我的第一項針對印度經濟的詳細分析是2001年為哈佛商學院完成的案例研究，其時我在哈佛大學任教。在這項關于印度的醫藥工業的研究中，我注意到印度制藥行業三個特點：

　　首先，印度最成功的醫藥企業都是印度民族工業，并由印度人自己經營；其次，最成功的印度公司絕大多數都是私營企業，而不是政府所有的。印度在這兩個方面與中國形成了尖銳的對比。在中國，跨國公司主導著醫藥行業，并且一些跨國公司通過兼并茍延殘喘的國有企業取得對行業統治地位。第三個特點是，我們無法將印度企業在醫藥行業的成功單純地歸因為語言因素，雖然印度具有英語方面優勢，但這種優勢在醫藥行業并不像軟件行業那么重要。因此，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遠遠不是文化和語言的差異能解釋的。

　　在2001年發表在Project Syndicate上的一篇文章中，我就指出了這樣一個有趣的經濟現象：中國經濟已經起飛，但中國企業卻沒有起飛。與印度相比，在經過20多年持續的經濟增長后，中國尚沒有世界級的企業。而印度正好相反。印度經濟規模不大但其企業規模卻很大。從這一現象引出三個重要的問題。企業規模本身不是而且不應當是政府的一個目標，重要的是經濟本身在增長。但在中國這樣一個繁榮的經濟狀況下卻沒有產生有競爭力的民族企業，這引發一個深刻的問題，我們應思索一下是什么因素制約了中國企業的發展，是不是中國經濟體系內部存在某些固有的低效因素。

　　所有中國的大型企業都是國企，它們之所以能成為大企業，主要是因為它們被賦予壟斷地位，能夠管理這個國家最有價值的資產——比如油田或者中國家庭的儲蓄資產。我們不能將國企規模等同于它的競爭力。由于企業內部問題，中國的國有企業無法成長為有競爭能力的公司，而有效率的私營企業卻受到外部環境因素的制約。其結果是國企和私營企業都無法提高競爭能力。

　　第二個問題是，許多中國的評論家將中國企業缺乏競爭力歸因于外國直接投資的進入。他們認為，由于允許外國直接投資，因此中國的民族企業喪失了競爭力。這一觀點非常錯誤。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中國不允許外國直接投資，但有競爭力的民族企業仍然沒有產生。浙江省和附近的省市一樣對外國直接投資開放，但卻產生了一些中國最好的民族企業(順便說一句，盡管一般人都認為外國直接投資不利于本國企業獲得競爭力，但印度現在也對外國直接投資開放，而且在銀行業等一些領域其開放的程度甚至超過了中國)。

　　第三個是關于最近的政策改變，特別是2004年3月完成的保護私人產權方面的憲法修正條款。這個修正條款對中國的私有經濟部門無疑是一個好消息。但是，它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內就使得情況改觀。原因很簡單，因為對私營企業的岐視是根深蒂固的，私營企業在過去沒有得到法律的保護，那么只能從非正常渠道獲得金融資源，并做假帳。許多私營企業已經習慣于如此經營，它們無法快速轉變。這樣的企業很難和外部組織——如債權人、稅務部門等——建立信用關系，而缺乏這種信用關系無疑使它們很難獲得大量外部資源。糾正過去的錯誤無疑要花費一段時間，但亡羊補牢，為時未晚。

　　在劍橋大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拙著《出售中國：改革時期的外商直接投資》(Selling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中，我再次詳細闡述了這種觀點。《出售中國》是對中印的微觀和宏觀經濟發展進行系統比較的最早著作之一。印度經濟中強勢的微觀經濟發展得益于印度相對健全的法律和金融制度體系，而中國微觀經濟的不發達反映了中國在金融和法律制度方面的某些問題。印度微觀經濟的成功使得其去年以來在宏觀經濟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在2002年《出售中國》付梓之前，我就已經做出了如此預測。

　　我將把前文所涉及的幾項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觀點提供給《環球企業家》，在下文中作進一步的闡述。

　　中國企業為什么不能走入世界？

　　現在去商店購物，人們肯定會發現眾多類別的商品都是有中國制造的，包括低價的羊毛衫和短襪，還有高價格的電器產品。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制造基地，來自世界各國的企業紛紛在中國投資，以利用中國低廉且擁有熟練技術和紀律性的工人。

　　但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一點值得注意的事實是，盡管外商直接投資大量投入中國，中國本土的私營企業并沒有因為它們所具有的市場和行業巨大潛力而高速發展。不錯，很多銷往世界各地的商品都是在中國制造的，但只有很少的東西是由中國的本土企業生產的。

　　一家企業的規模可以看作是它成長潛力的粗略指標。在這里，將中國企業與印度企業的規模進行對比是非常有幫助的。盡管印度的經濟總量只有中國的1/2，并且增長率要較低，但印度目前已擁有一系列在全球范圍內具有競爭力的大企業。

　　與韓國在經濟發展中的類似時期相比，我們也能發現同樣的現象。韓國的經濟起飛一般被認為是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之間。在這個時期，很多有全球競爭力的韓國企業得以形成，比如現代和三星。

　　而另一方面，中國在從1978年到現在的二十多年的“經濟奇跡”期間，卻未能產生一個類似的有競爭力的本土企業集團。所有中國的大型企業都是國企，它們之所以能成為大企業，全在于它們被賦予壟斷地位。簡而言之，中國經濟已經起飛，但只有很少的中國企業能夠起飛。

　　企業規模不是，而且不應該是政府目標。無論經濟增長是由眾多小企業推動的，還是由少數的大企業獨木擎天，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經濟本身在增長。但是在中國，為什么在如此有利的條件下卻無法產生出來有競爭力的企業，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它表明了中國經濟體系具有的低效因素。

　　低效的一個來源是中國的商品和資產市場很不完整，而且在二十年的改革之后，日益零散。一個戲劇性的例子是，在政府對高速公路、機場貨運設施和鐵路進行了大量的投資的同時，同期貨物運輸的平均距離卻縮短了。一個零散的市場使得中國企業難于擴展到本地之外，進而成長為有規模的企業(我在《出售中國》一書中對地方保護主義有詳細的研究。地方保護主義其實也是最終由國有制造成的)。

　　第二個因素在于中國的金融體系在分配它的巨大儲蓄資產方面非常低效。金融體系將自己的信貸資產和投資分配到中國最低效的企業——國有企業——并且系統性地否決私營企業的信貸需求，其結果是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都沒有形成競爭力。

　　這又將我們帶回到本文前部分的觀點，即為什么中國的商品充斥于世界各地的市場，但這些商品卻不是由中國的民族企業制造的。因為中國的本土企業沒有競爭力，因此外國企業發現在中國投資和生產是非常有利可圖的。外國企業對資本和勞務的利用更加有效，而且對市場機會的響應速度更快。中國的國有企業并不擔心自己的效率，而且不具有市場意識；而私企無法獲得足夠的資源，因此雖然具有較好的“軟件”能力，這些私營企業卻無法獲得資金進行投資。

　　中國為什么沒有大型私營企業？

　　毫無疑問，在中國，非國有企業進入市場的速度是驚人的。在1980年代，集體企業——特別是鄉鎮企業——的成長非常具有戲劇性。在《中國的奇跡》一書中，經濟學家林毅夫、蔡和李周肯定了中國非國有部門的增長業績。數字表明，在1978到1992年間，中國非國有部門在工業總產值方面所占的比例從22.4%上升為51.7%，這是中國改革所取得的一個重要進步。

　　這些宏觀統計數字往往被用以說明中國改革所取得的令人矚目的成績，這樣做也并無不妥之處。但如果我們從微觀層次上再觀察一下中國的私營企業，就會看到不同的情形：私營企業比重的迅速上升主要是新興私營企業的大量進入、而不是現有私營企業成長造成的。進入和發展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正如一個孩子的降臨并不意味著他/她就一定能夠健康成長一樣，私營企業的大量和快速進入并不意味著有競爭力的企業必然會出現。要做到有競爭力的企業出現就必須具有高效的金融體系、明晰的產權結構和保護私營企業的制度環境。從這一點而言沒有第三條路。

　　企業規模并不是一個完美的衡量標尺，我只是把它當作一個信號，而不認為它本身就是決定性的。但事實是，中國經濟已經經歷了二十年的持續快速增長，而且在某些行業它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生產者和制造者。但在這一欣欣向榮的時期，人們并沒有看到真正的由中國人自己掌控和經營的世界級的私營企業。在中國所有的企業中，私營企業是最有機會成為有競爭力的企業的。因此，私營企業的單個規模都不大，就有可能是因為中國的經濟體系對這些私營企業的成長施加了實質性的限制。

　　在2002年，私營企業的平均規模僅為250萬元人民幣。中國絕大多數的私營企業都是個體經濟，這些個體經濟都是由業主自己經營的，并不大規模雇傭員工。從整體上看，大多數私營企業都是從事小規模的第三產業，比如餐飲和小型零售業。從數量上看，到1990年代的后期，這些小的從事服務行業的私營企業占私營企業總數的56%。雖然經歷了這么多年的改革，私營企業在資本密集型的行業中所占的比重仍然極小。

　　除了企業規模外，其他的指標也披露了同一事實。國際金融公司(IFC)對中國私有經濟部門所做的一個全面研究表明，中國私營企業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它們的不規范性。它們基本上都是由家庭所有和經營的，并故意把自己搞得不透明，經常有三套會計資料——一套給政府看，一套給銀行看，一套給自己看。它們的真實地位與它們的法律地位不一致，并經常轉移自己的業務重心。與其他國家相比，它們過分依賴內部融資，很少有私營企業能夠活過企業生命周期的初創階段。

　　所有這些特點要么是在缺乏明晰的產權制度的情況下的權宜之計，要么是它所造成的后果。之所以一家企業的真實地位和法律地位不一致，關鍵還在于私營企業家經常不得不將他們的企業登記為集體制(被稱為“紅帽子”)，以能夠進入和獲得為國家控股企業保留的市場和金融資源。為了避免制度風險，它們必須多元化。盡管中國的金融資源很豐富，但由于私營企業不能得到支持，因此它們不得不依賴于內部融資。由于無法獲得上市名額，家族所有制就成為了解決委托和代理難題的少數手段之一。

　　不利的商業環境阻礙了中國私營企業的擴張和發展。今天，中國最大的民營企業的營銷年收入還不過30億美元。而與之相對照的是，印度最大的私營企業塔塔集團在1995年的銷售收入即達到了72億美元。它的茶葉業務部門同年的銷售收入達1.63億美元。

　　當然，塔塔集團的歷史要長得多，可以上溯到殖民地時期。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印度也有一些歷史不長，但是卻不斷發展的企業，例如Infosys，這是一家1981年成立的軟件公司。

　　或許有人會認為，由于塔塔集團是綜合性的商業集團，因此它自然比通常經營單一業務的中國私企規模更大。但是，如果說綜合性的商業集團在發展中國家更有理由發展壯大，那么我們應該深思為什么中國的私營企業未能獲得和發展成這種模式。

　　因此，中印之間的這種差別值得深思，因為從大環境上來說，中國比印度有更大的優勢。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更快，并且國內生產總值大約為印度的2倍。出于政策的支持，中國比印度發展的更快，比如在對外貿易和引入外國直接投資上。

　　企業成長的秘密

　　改革的一個關鍵指標是私有經濟部門的變化和蓬勃發展。從這個指標來看，中國目前遠遠落后。在最近的幾年中，中國政府已經轉向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和增長，并且鼓勵私營企業兼并收購小型的國有企業。但是在改革的大多數年份里，中國私有經濟部門總是在意識形態方面被置疑，而且困擾于嚴厲的管制和金融支持方面的歧視。

　　結果是，相對于中國的經濟和市場潛力，民營企業這種具有企業家驅動和市場驅動特征、并且效率最高的企業形式在發展方面是遠遠落后的。一個明顯的事實是雖然中國已經成為對跨國公司有吸引力的制造基地，但中國卻沒有世界級的、在全球有競爭力的企業。少數一些企業，如海爾、華為和聯想，近年來走向商業舞臺的前臺，但必須注意到，這類企業非常少。另外這些企業在1980年代沒有獲得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反之，那些受到中央政府支持的企業卻沒有一家成功。

　　改革滯后的另外一個表現是國內投資者仍然遇到很多方面的投資障礙，而外國投資者所遇到的很多障礙在過去的二十年中都消除了(中國為了兌現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這些障礙還會進一步消除)。政府的各級官員都熱衷于會見外國投資者，而私人投資者仍然遇到法律和金融體系方面的限制。地方保護主義近年來雖然大大弱化了，但仍在很大程度上阻礙國內資本的流動。如果政策制訂者能夠更直接、更主動地解決這些制度問題，而不是僅僅追求外資的增長，那么國內經濟發展的效率就會取得實質性的進步。

　　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是取得經濟發展的手段，而本身不是目的。由于中國是一個巨大的經濟體，長期來看，一個良好的國內產品和資本市場應比國外資金來源和國外市場更重要。

　　在很多方面，印度還無法與中國比較，但有一個例外，那就是印度對自己的私營企業沒有意識形態方面的歧視。因此，印度目前就已經有幾家由印度人控制和管理的世界級企業了；盡管印度的經濟規模大概只有中國的一半，而且印度的改革比中國晚了近十年，印度能取得這一成就并不奇怪。在軟件領域，Infosys和Wipro公司在全球范圍內提供低成本但質量卻很高的產品和服務。在醫藥和生物技術領域，Cipla、Ranbaxy Laboratories和Biocon公司在某些產品上直接對抗跨國企業，并且開始逐步贏得這場激烈的競爭。美國聯邦藥品管理局(FDA)已經批準了25家印度的制藥企業。

　　印度的體制改革也取得了實質性的發展。根據里昂證券一項關于新興市場公司治理的研究，在25個被調查的國家中，中國排名第19位，而印度排名第6位。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從1997年開始下降，但印度的經濟增長速度卻保持穩定。在1997年到1999年間，印度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增長率平均為5.9% ，中國的這一指標為7.2%。而且印度是在克服了許多外生的劣勢條件后取得這一成績的，這些劣勢包括很嚴重的民族緊張，以及政治分歧。

　　另外，盡管印度的增長率只有中國的80%，但印度是在儲蓄率只有大約中國的一半和外國直接投資不足中國的十分之一的情況下達到這一增長速度的。這表明，印度對資本的使用更加有效。中國的問題并不在于它的直接投資不夠多，而在于政策制訂者并沒有致力于解決它的內在扭曲，并且其國有企業浪費了大量寶貴的資金。

　　(文/《環球企業家》□ 黃亞生 |文 出自：2004年7月 總第1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