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李宗陶(記者)

　　王文桃站得很直，身子繃得也緊。她縮著手臂伸出右手，握住了史提夫·溫安洛先生的手，卻低垂著眉眼，不敢看他。臉上，是那種農村大姑娘見到生人的羞澀。

　　幾分鐘前，王文桃告訴我，她最喜歡的課是英語，她的理想是當一名鄉村英語教師

美女啦啦隊招募中 天堂II初章 戰亂魅影 搶注旺鋪得超值禮物 新浪免費郵箱升到30兆

。經人提醒，她才小聲地說了句“Nice to meet you(很高興見到你)”。

　　她的左手藏在身后，因為腫得像一只烤過的高莊饅頭。水土不服，只是第一次走出山村、來到上海的代價之一。之前，她經歷了兩天火車上的暈眩嘔吐，再之前，她的母親在鄉上商店里跟售貨員苦苦還價，終于一咬牙買了她身上這件12元的格子襯衫，同樣的襯衫穿在她的同伴王君身上。

　　溫安洛先生非常高大，以至于不得不蹲下身子跟孩子們在同一高度合張影。此刻，他的眼里泛著柔光，一改記者招待會上不談“直銷立法細節”的溫和的拒絕。兩個來自云南寧蒗和另兩個來自寧夏西吉的女孩像體育課列隊一樣站在他的面前，沒有人能讓她們放松下來，包括一直在旁攬著她們的馮艾。她們知道，資助她們和許多孩子讀書到今天的安利的大老板來了。

　　交流

　　“您到過中國的西部嗎，您見過那里的孩子嗎？”三小時前的記者招待會上，《新民周刊》記者提問。

　　“我剛從重慶來。在過去的幾年里，我去過中國12座不同的城市。我正試圖去更多的地方。”溫安洛說。

　　6月18日晚，上海大舞臺的貴賓休息室里，頗具意味的一次握手完成了。這是捐助中國失學兒童九年來，溫安洛家族和狄維士家族第一次與自己的受惠者面對面。

　　通過翻譯和馮艾，溫安洛與兩個彝族女孩和兩個回族女孩進行了一問一答式的對話，得以了解更多：14歲的楊艷花和盧義芳是云南戰河中學初二學生，馮艾教她們語文。楊艷花家七口人，月總收入500元，她家至今沒有通電，通常點“明子”(一種可以照明的柴)，晚上看書時才能享受蠟燭，一支蠟燭5角錢；通過馮艾，她得到安利公司每月60元的資助。王文桃的妹妹因為讓機會給姐姐讀書，小學四年級就輟了學，當王文桃坐上前往上海的火車時，她正趕去縣城餐館打工；王文桃和王君剛剛參加完高考，雖然許多熱切的眼睛希望她們說出“我想考復旦”，但她們知道，兩地的路途不只是地理上的遙遠。

　　四個孩子6月16日到達上海，已經去過黃浦江邊的外灘。她們覺得上海真好，晚上可以看到如此輝煌的燈光，在家鄉，夜晚放亮的只有頭上的星星和月亮。

　　在當晚的“愛心手牽手——西部支教慈善晚會”上，安利公司第三次向復旦大學西部支教隊捐款，額度達50萬元，此前分別是2002年的5萬元、2003年的7萬元。這是九年來，安利在中國近8000萬元善款中的一部分。

　　而王文桃們可以用來回報的是，在晚會上表演一個節目。她上臺后的第一句話是：“上海的雨水真多啊。”因為在她的家鄉西吉，一場雨能讓地里的莊稼一年收成翻番；而孩子們往往要往返一個小時挑水，才能喝上稍微干凈些的“好水”……

　　晚會的總導演于其多女士在接下承辦任務時對安利的員工說：“這場晚會，我估計你們的大老板會哭。”果然，當大屏幕出現荒漠之上，復旦志愿者帶著孩子們唱起《出塞曲》時，當復旦學生齊聲朗誦《支教日記》時，后排有人給溫安洛身旁的安利(中國)董事長鄭李錦芬女士遞紙巾。現場許多復旦師生也落淚了。

　　理念

　　1959年，美國密執安州的一個小鎮亞達城，20出頭的杰.溫安洛和理查.狄維士在家中的地下室邁出了安利事業的第一步。40多年風雨走過，兩個家族的事業已經在全美最大500家私人企業排名中，以49億美元的業績居第25位(據2003年11月財經雜志《福布斯》)；而在全球最大200家家族企業排名中位居第104位(據2003年1月美國季刊雜志《家族企業》)。

　　如今，這份事業傳至第二代領導人史提夫.溫安洛和德.狄維士手上。董事長史提夫.溫安洛兩年前曾擔任擁有300萬家企業會員的美國商會主席。

　　在回答《新民周刊》提問時，溫安洛說，安利的慈善理念源于家族傳統，是父輩們在個人生活中恪守的一些原則，后來也轉化為公司的文化。譬如責任，他接受的家庭教育使他堅信，作為家庭一員，每個人都應該承擔家庭責任；作為社會一員，每個企業都應該回饋社會。

　　他說，在他的家鄉，許多大型建筑都是父母親出資捐建的。在他很小的時候，父母總會在收入中抽取一部分，專門用來做善事。這不僅是美國慈善抵稅政策的影響，更源于父母內心的信仰。家教讓他對人類愛心有了更廣泛的理解，他也愛動物，養有19匹馬。

　　這些理念與他的伙伴安利公司總裁德.狄維士如出一轍。顯然，在這個問題上，兩人不用像處理生意分歧，需要“關起辦公室的門，直至討論出結果來”。

　　7個多月前，德.狄維士在北京出席“跨國公司與公益事業高級論壇”時說，參加公益事業是出于信念，出于企業對社會的責任；最重要的是企業領導親自參與，不能只出錢，不動心；關心弱勢群體要具體、深入，讓員工能夠體會到回饋社會的愉悅。他也談到父母經常向慈善機構捐贈，這種成長的環境讓他堅信這是一件“正確的事情”，從中能尋到價值和快樂。

　　今年5月底，安利(中國)傅小明總監在上海“國際慈善論壇”上則從“企業公民”的角度闡述其社會責任，洋洋灑灑演講完，上海市慈善基金會會長陳鐵迪說：“你們安利做得好，總結得也好。”

　　在中國這片東方的、古老的土地上，做善事的理念可能少有宗教情結，但更能演繹一類“知恩圖報”的樸素故事。

　　復旦大學第四批支教隊員魯紹臣是云南省昭通縣鎮雄人，1998年考入復旦哲學系時，恰遇高校大面積收取學費。他通過學校得到了一筆捐助，捐助者是復旦新聞學院1985級的校友黃華。魯紹臣告訴記者，每月200元的資助對家境貧寒的他來說無異于雪中送炭。四年中，他與黃華也成了好朋友，平時閑聊，言及回報，黃華說：“我們不需要回報，只要你以后也能幫助別人就行了。”黃華還告訴他，在這個世界上，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幫助，不需要刻意，是你幫了我，我再幫他，他再幫她，像接力棒一樣手手相傳、代代相傳。

　　2002年，魯紹臣本科畢業、已直升本專業研究生時，決定報名去寧夏支教。最好的朋友勸了他一晚：“對你個人而言，花一年時間在貧困山村，是很不劃算的事。”他卻想：“我曾經得到過別人的幫助，不管別人怎么說，現在去幫貧困地區的孩子也是一種奉獻和回報。”而導師俞吾金雖然平時總催他抓緊時間看書，卻也舍得放他去西部一年。俞吾金教授告訴他：哲學就是對獨立人格和自由的追求。

　　當魯紹臣正在寧夏為處于輟學邊緣的孩子發愁時，黃華的大學同班同學李君聽說了復旦有這樣一支大學生支教隊伍，黃華也把魯紹臣傳回來的鄉村故事告訴了她。于是，李君以安利(中國)日用品有限公司華東區高級對外事務經理的身份向公司高層打了報告。那一年，恰逢安利開始在全球實施其“愛心手牽手”(英文為One by One)的主題公益活動；那一年，時任美國商會主席的安利公司董事長史提夫.溫安洛先生剛剛帶領由十幾家美國中小企業組成的投資考察團去了中國的西部。于是，第一筆5萬元的善款就這樣送到了復旦支教隊員的手中。安利與復旦支教隊從此結緣。

　　“這是我人生中第二次碰到雪中送炭，”魯紹臣說。而他，也揣著這些人間溫暖，循著山路，走進一個個家徒四壁、全家老少五六口擠在一張炕上的學生的家。當然有時候，他能騎著驢去。

　　回味

　　6月18日晚，溫安洛先生離滬返美。他說，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地與中國西部的孩子接觸，看到復旦支教志愿者的作為，這一切，讓他難忘。

　　6月19日，四個孩子在滬停留的最后一天。上午，馮艾帶著她們去了東方明珠，下午是人民廣場。入梅的上海下著淅淅瀝瀝的雨，從馮艾發回的短消息來看，她們興致很高。

　　6月20日，馮艾和四個孩子分別返回云南和寧夏。

　　這一次握手會在孩子們手上留下怎樣的余溫呢？馮艾說，一定讓她們難忘。有人說，該不該把這些原本會問“互聯網是用來捕魚的嗎”的孩子帶進大城市，讓他們感受似乎是天壤之別的生活，然后再放回原本的環境里呢？這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