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歷大年初一，于博接到了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通過司法專遞送達的判決書，于博訴清華大學總裁班質量縮水一案有了階段性結果，法院駁回了于博的訴訟請求。

　　沸沸揚揚的名校“培訓門”事件看似畫上句號，但于博的訴訟打破了沉默寂靜的高校培訓市場，以往那些各取所需，你情我愿的繼續教育，一下子被拉入公眾視野。于博的訴訟可能會推倒一副多米諾骨牌，即便只是一場口水仗，名校的金字招牌與金錢之間的眉來眼去也將變得不那么熱辣和赤裸。

　　農歷大年初一，于博接到了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通過司法專遞送達的判決書，于博訴清華大學總裁班質量縮水一案有了階段性結果，法院駁回了于博的訴訟請求。

　　接到判決書后，于博在新年里趕寫了一篇博客———《比次貸更爛的商業模式》，他在博文中寫道，“繼續教育領域的無法可依是清華北大豆腐渣培訓的根源”，并表示要委托律師提出上訴。

　　沸沸揚揚的名校“培訓門”事件看似畫上句號，這些天占據清華大學繼續教育學院網站的頭條新聞是“海淀法院一審判于博敗訴”。然而，令辦學者意想不到的是，另外一位“深喉”級人物張家麟走向了前臺，除主動聯系到于博表示聲援外，他還聲稱，將在近期把和自己有培訓協議關系的北京大學訴之法院。

　　清華陷入“培訓門”

　　于博是遼寧沈陽一家貿易集團的總裁，在與清華結緣之前已身家千萬。為了拓展上市業務，于博決定找一家名校“充電”。2007年年底的一天，他在一家網站看到清華大學“公司治理與資本運作總裁研修班28期”招生廣告。“當時廣告承諾60人小班化教學，還聘請了郎咸平、林毅夫、魏杰、劉偉等12位知名專家學者授課，我就報名了。”于博告訴記者。他將3.7萬元打入廣告上提供的清華大學繼教學院賬戶后，成為研修班一名學員。

　　于博說，第一次上課時他就覺得不太對勁，授課老師并不是網上承諾的著名學者———“課程上了一半，還沒見一個著名學者。中間不知從哪里請來一個老師，是搞咨詢的，不僅講課跑題，還經常在課余給我們學員打電話，要給我們的公司咨詢一下。”

　　去年5月，不滿教學質量的學員們推舉于博等4人為代表，找到總裁研修班的組織者張忠朝(清華大學繼續教育學院“公司治理與資本運作項目中心”主任)，要求對研修班進行整改，兌現承諾。

　　隨后，學員們還找到清華大學繼續教育學院院長助理陳肖庚。“陳肖庚表示研修班質量確實有所下滑，但這個總裁研修班并非繼續教育學院的項目，而是外包給了張忠朝個人，作為個人承包項目，自然要追求利益，選擇課時費便宜的學者。我當時把對話的過程攝錄了下來。”

　　雙方多次協商未果，去年12月1日，于博將校方告上法庭，要求清華大學道歉并賠償其經濟和精神損失10萬元。

　　海淀區法院的判決書說，于博提供的“總裁班”招生宣傳的網頁資料不是從清華大學及其繼續教育學院正式的網站上下載的。清華大學否認與這些網站存有合作關系。所以證明不了清華大學在招生過程中進行了虛假宣傳。而對于研修班教學質量到底怎樣才算合格，缺乏一個明確的判斷標準，針對學員提出的教學質量問題，清華大學已進行了答復和整改。所以，學員對教學中存在問題的反映并不足以認定清華大學構成違約。

　　記者聯系到清華大學繼續教育學院院長助里陳肖庚，陳肖庚稱他正在外地，不方便就此事作答，“法院已經有了判決，你采訪可聯系清華大學新聞中心，現在放假，估計你找人比較困難。”

　　在清華大學繼續教育學院網站上，于博敗訴的消息成了新聞頭條，清華大學關于此事的聲明也格外醒目。勝利似乎偏向了清華，讓辦學者始料不及的是，多米諾骨牌已經倒下。

　　“中間供應商”自揭內幕

　　于博和他的律師還在為如何得到清華和張忠朝之間的培訓合同而苦惱時，與張忠朝有類似身份的人物主動浮出水面，亮出了和北大之間的培訓合同，他是北京大學繼續教育部的合作方———“北京大學變革管理與領導潛能開發高級研修班”項目負責人張家麟。“我只是代表高級研修班的中間供應商講了一些真話，沒想到有這樣大的壓力。”張家麟對記者苦笑著說，在他公開指出高級研修班的種種秘密之后，“殺人犯”、“大騙子”、“禽獸”……網絡上一些漫罵就圍繞著他，不堪其擾的張被迫向海淀區公安分局報案。“因為我不愿意敗壞北京大學的名聲，所以我辦研修班虧了二十多萬元。”張家麟向記者出示了他和北京大學培訓中心簽訂的有關協議，在這份協議中，作為甲方的北京大學培訓中心有四項權利和義務：審查學員入學資格，負責為學員發放錄取通知書并備案；審訂乙方提交的教學課程方案；審查乙方所聯系的師資人選；負責學員的成績考核，向全部課程合格的學員頒發北京大學結業證書。“可北京大學培訓中心做到了幾點呢？除了支付授課教師一半的薪酬，其他的基本上都沒有做到。我們的學員里，有的只有小學文化，有人一天課沒來上也拿到了結業證書。約定的北大老師嫌課酬低不來，一天12000元啊，而來的一位老師沒有提供課件，只提交了一份未完成的論文，還說‘這種總裁班懂什么法律’？我不讓他講，結果和培訓中心的關系就惡化了。之后就不借給我們教室，不給麥克風、投影儀。研修班沒有教室，只能做了4次移動課堂(去外地上課)。后來我們堅持履行合同，培訓中心把我們安排在體育館的地下室上課。“在整個過程中，北大培訓中心基本上只做了兩件事，蓋章和收錢。就連那張鮮紅的結業證書外殼都是我花5元錢從小賣部買來的，一開始結業證書上的學員相片都讓我自己貼，媒體曝光這事后，北大培訓中心才自己貼相片。”張家麟有苦難言。

　　張家麟以前是北大醫學部在職教育培訓中心等多所院校的“特聘教授”，“是他們(北大培訓中心)主動聯系到我的，讓我搞個項目，利用我自身的資源好招生。”張家麟說。張家麟只招到了27名學員，每名學生的學費是32800元，北大培訓中心實收學員學費的72%，張家麟獲得剩余28%。這樣，北大培訓中心拿走了63萬余元，張家麟分得24萬余元。“我設想的這個班很高端，不愿降低師資水準，所以自己虧損了一些錢。算上往來機票和住宿的花費，可稱得上天價班了，我覺得不能對不起花這么多錢的學員，也不能對不起北大這塊金字招牌。如果我像其他高級研修班中間供應商一樣，為了賺錢，師資、課件等都得不到保證，就有可能出現于博訴清華大學這樣的事件。”張家麟說。

　　已在高校繼續教育領域從業5年的張家麟自稱很了解這塊市場。“就那么幾天課，你收人家幾萬元，來授課的老師也不是傻子，要價自然也高。優質的老師有限，他們的身價在業內基本上是公開的，一流院校的博導每天的報酬15000元到3萬元，上過電視的更貴一些，于丹6萬，張維迎8萬，郎咸平10萬，易中天12萬……”張家麟說，中間供應商對成本的考量，也是課程質量的關鍵所在。“但是教育不能以盈利為主……我決定盡快起訴北大，要求它道歉，不是向我道歉，而是向學員和國人道歉。”張家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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