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琪

　　支付寶事件引發了外界關于企業家契約精神及誠信的討論，而隨著信息的逐漸披露，人們對馬云(微博 專欄)做法的態度也越發涇渭分明。“挺馬”的人認為，“支付寶涉及國家金融安全，法規不許外資持有，外資股東卻迷信繞開中國法規，馬云遵守契約精神提出依法轉回國內獲得牌照，給外資股東合理補償。”(史玉柱(微博 專欄))，作為企業運營者而言，只有先解決了企業的生死問題，才談得上股東利益；“反馬”的人則認為，馬云繞過正常的談判程序，利用“協議控制”的模糊之處開打，很難不讓人懷疑他的私心；6月15日的媒體溝通會過后，更多的人則對馬云抱以同情的態度，畢竟，如果拋開政策和內外資等背景因素來看，這僅僅是一家公司內部的董事會糾紛而已，涉及的僅僅是若干股東的利益，而在企業界，由于某些特殊原因管理層繞過董事會同意而做出決策的案例并不少見。所以作為正常的商業談判，不妨給阿里管理團隊一些時間，等談完調查清楚再做評論。簡單地將此事上升到契約精神和誠信的層面，忽略企業所處的具體情境，不免草率。

　　在法律范疇上，“契約必須信守”是合同訂立必須遵循的一條根本原則。但是，這一基本原則不是絕對的，其可因意外情事變動而具有一定的相對性并形成了一種例外制度。各國法律對此都有相應的安排。所以，從法律的標準看馬云是否違背了契約以及違背的程度，需要有專業的仲裁機構調查后才能做出判斷。

　　然而，在這件事中，人們對“契約精神”的關注，更多地是從經濟學和社會學意義的角度出發。契約精神從本質上說就是一種尊重規則和重視規則的意識。盧梭說過，“人人生而自由，但卻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人一出生就會面臨各種各樣的規則。社會需要規則，因為規則作為人們的一種生活方式，在為社會提供良好秩序的同時，還在總體上降低了治理社會的成本。市場經濟中，“契約精神”的作用更是不言自明。契約精神是市場經濟之魂，沒有契約精神和商業誠信，就不會有發達的市場經濟。《契約精神》一書作者汪中求認為，契約精神是企業真正的核心競爭力，中國企業習慣不按規則出牌，正是契約精神缺失的體現。

　　進一步地，如果援引經濟學上企業的契約理論來看，馬云所領導的公司管理層作為企業的代理人，未經股東和委托人的同意而做出一項關乎企業未來歸屬的重大決定，確實有嚴重踐踏契約的嫌疑。當然，馬云有很強的理由支持來做出這樣的決策，但無論從何種角度看，這顯然都不是一個最優的結果。

　　馬云的代價

　　支付寶的事情才剛剛開始，但馬云受到的質疑已是空前的。

　　2011年初，馬云曾對《哈佛商業評論》說：“阿里巴巴集團首要工作是繼續努力在年輕員工中提純強大的價值觀體系。我們有超過19000名員工，他們的平均年齡是27歲。在今日的中國，擁有價值觀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一個沒有價值觀的人可以賺很多的錢，但內心會痛苦，因為他們不是為了其他人和社會而工作。”然而，一向是年輕人心目中個人奮斗典范和價值觀先鋒的他，今天卻因為自身的價值觀問題而受到了挑戰。

　　所有決策都會產生機會成本，人們所需要做的，是在各種方案中選擇一種對于自身來說機會成本最小的。做為一個企業家，失去什么樣的機會才會是他最不能忍受的，無疑，是企業繼續生存下去，因為商人不是圣人。所以，馬云也許是做了一個錯誤決定，但是這個錯誤決定是當時唯一能做的合理決定。否則，按照他自己說，第一批牌照拿不到，支付寶就是一家非法經營的公司，六億的用戶、淘寶80%以上的交易、中國幾十萬家小網站怎么辦？淘寶會癱瘓掉，阿里巴巴和整個電子商務網站都跟著停擺，結果不堪設想。

　　然而，選擇在關鍵時刻“承擔了責任”的馬云卻因此要付出另外一些成本。不僅要面對不誠信和違背契約的詰責，損毀一直以來其個人在公眾中的形象，更嚴重地，整件事所產生的“外部性”很可能會影響到公司在未來的健康發展。在“在透明時代的領導力”一文中，Monitor　Talent公司的Chris　Meyer　和《哈佛商業評論》撰稿人Julia　Kirby通過研究證明，社會意識和我們衡量企業行為社會影響能力的不斷進步要求公司跟蹤并降低“外部性”帶來的損害，并把它做為企業日常經營的一部分。在一個信息“透明”的時代，企業的每項決定、每次行動，都必須從社會的角度去審視，而盡量降低決策對社會所產生的負面效應。作為中國最大的擁有六億用戶的電子商務公司，雖然支付寶事件影響的最終顯現還有待時日，但企業的決策者在一些關乎根本原則的事情處理上，一定要慎之又慎。

　　希望誠如馬云自己所言“對我們來說，企業受人尊重遠比利益重要”，因為正如娃哈哈達能事件，支付寶事件必然而且已經對中國的商業生態產生了影響。

　　19世紀一位英國總督說過，每個人在理論上都高談公道溫和以及高尚品質，可是如果有人要實行這些原則以至影響到任何人的利益的時候就變卦了。著名作家吳曉波認為這是英國人對契約精神的一種理解，即身處契約精神發源地的西方國家的人們在道德和法律之間也處于一種游離狀態，更何況步入現代社會剛剛不久的中國。在他看來，對比當年娃哈哈和達能之間的股權糾紛，支付寶事件顯然已有很多進步，“我們反對娃哈哈事件的原因，是宗慶后(微博 專欄)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煽動民族情緒來幫助他博取利益，而馬云并沒有利用外部力量來解決支付寶問題。”

　　進一步地，吳曉波認為，是公眾賦予了馬云一個很高的道德地位，馬云也因此付出了代價。可見，明星企業家會給企業帶來很大的風險。“看一個人，要看他過去的表現，還要看他現在和未來的表現。從我認識的馬云或者從他原來的表現來看，他是一個崇尚自由經濟和自由思想的人。最近馬云和阿里巴巴經歷的一些風波，無非是捅破了先前已存在的一些泡沫，這對他和阿里巴巴來說，未必是一件壞事。”吳曉波說。

　　夾縫里面的博弈

　　由于信息不對稱，我們對支付寶事件中契約精神的討論還無法做到完全客觀。但另一個趨勢是已確鑿顯現并更加值得我們深入討論的。那就是在電子商務領域內國家力量、民營企業和國際資本三方博弈的問題。而在此次事件中，央行的角色也和政策因素也確實是輿論關注的焦點之一。

　　一直研究中國企業史的吳曉波認為，支付寶事件最糟糕的地方在于，它很可能標志著中國互聯網自由時代的結束。他用2004年左右中國幾家大的國有石油公司爭奪加油站市場來對比今天的第三方支付行業所面臨的境況。“互聯網經濟從1995年開始到今天，一直被稱作是陽光下的產業，民營資本對外資實現了全行業的戰勝，從門戶到搜索到游戲等。中國的市場上，總是有三種力量在打仗：國有資本、民間資本和國際資本，為什么在互聯網這個行業中會出現一邊倒的情況？就是因為國有資本一直沒有找到進入的方式，但是，2009年以后電子商務這一波浪潮，讓它們看到了‘加油站’，那就是金融結算系統。馬云可以說是代表民間資本，左邊是一批國有的商業銀行，對支付寶已經不止一次上‘萬言書’質疑其合法性，而另一邊就是雅虎、軟銀等國際資本，是一種很典型的夾縫里面的博弈。而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他在國有資本面前幾乎是沒有任何話語權的”。

　　隨著中國電子商務市場的井噴式發展，第三方支付也已經隨之成為一塊巨大的蛋糕。而在未來，伴隨著中國內需的擴大和信息以及制造產業的發展，電子商務很有可能成為改變內需結構的啟動點，它就像高速公路的收費站，或汽車加油站，誰壟斷了它，實際上就會成為實力階層。

　　由此看來，支付寶事件其實僅僅是一個序幕，馬云和阿里巴巴所面對的問題不僅僅是能否獲得牌照這么簡單，“支付寶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商業銀行的介入等等都還剛剛開始，還沒有人從中占到便宜，如果它變成一塊真實的蛋糕，從國有資本力量介入互聯網行業不可逆轉的趨勢來看，兩年之內，利益一定會再一次重新調整，到那個時候，這個行業中的民間資本會有什么樣的下場，將是一個很大的懸疑。”吳曉波說。

　　來源：經濟觀察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