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2014年“兩會”召開之際，新浪財經聯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獨家推出“兩會專家筆談”欄目，邀請北大的專家教授與各位網友共談兩會熱點。孫祁祥教授在文章中談到我們要“通過尊重人民主 體地位，發揮群眾首創精神”，讓改革之路 更加順暢；要“通過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最終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以下是孫祁祥文章全文：

全面深化改革與人的全面發展

　　孫祁祥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教授

35年前，當我第一次在大學課堂上學習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時候，馬克思有關“人的全面發展的學說”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0多 年之后，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深化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要堅持以人為本，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群眾首 創精神，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時，我感到一種久違的親切。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即是中國改革的目 標，也是人類發展的終極目的。2014年的“兩會”，也必然繼續聚焦于“人的全面發展”、“民生”等問題。

在我看來，人的全面發展是一個內涵非常豐富的概念。它包括所有個人在生活上的富足、精神上的富有、體魄上的強健；它包括所有個人在法律范圍內對權利的行使，對責任的擔當、對社會的奉獻、對文明的遵循和對法律的敬畏;它包括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共生。由此可見，人的全面發展是與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文明等全面發展相統一的發展。這也正是此次十八屆三中全面所強調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內涵。

始于36年前的改革開放，開啟了國人對幸福美好生活的憧憬與熱切追求。中國以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8%，其高速增長期持續的時間和增長速度均超過經濟起飛時期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創造了人類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

然而，伴隨著GDP的增長、經濟總量的增大和國力的增強，我們也看到目前社會上普遍存在的、以人為核心所凸顯的以下三個嚴重問題：

首先，從人與人的關系來看，不平等現象加劇，社會矛盾增多。

　　居民收入增長滯后于GDP的增長，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偏低,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社會矛盾明顯增多，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住房、生態環境等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突出。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我國的基尼系數從2003年的0.479到2008年的0.491,再到2013年的0.473。雖然數據有起有落，但仍然保持在高位。一些專門研究收入分配的學者認為，因為一些隱性收入沒有考慮進來，以上數據實際上可能被低估。但即使不考慮隱性收入的因素，我國的基尼系數也已經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

　　其次，從人與社會的關系來看，公民的素質下降，道德水準滑坡。

我曾經非常信奉“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時而知禮節”的古訓，但在我們的經濟 總量不斷超越發達國家，人們的住房越來越大，食品越來越好，生活越來越舒適，國外名牌產品的購買力不斷攀升甚至躍居全球第一的同時，社會上出現的許多讓人 無奈、讓人悲哀、讓人憤怒的不文明、反文明的事例，包括一再發生的在公交車、地鐵、飛機等公共場所的斗毆，一再挑戰社會公德底線的假冒偽劣和坑蒙拐騙，一 再出現的對需要救助者的冷漠等社會現象，讓我們不得不深刻反思：到底是我們的古訓錯了，還是我們這個社會錯了？當“老人摔倒了該不該扶”都成了一個全社會 討論的話題時，當“不要與陌生人說話”成為孩子成長中的諄諄教導時，當“規則意識”和“契約精神”還是稀缺資源時，當一個社會的公民缺乏基本的安全感和信 任感時，何談社會和諧？何談人的全面發展？

再次,從人與自然的關系來看，生態環境惡化，人們的自然生存環境質量下降。長期以來，我國采取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導致經濟的增長以資源的大量消耗和環境的過度破 壞為代價。大量研究表明，我國因工業化所引起的環境污染速度已大大超出工業化自身的速度，水土流失加劇、森林資源銳減、地下水位下降、大氣污染嚴重，現在 許多地方已經到了人們不得不與PM2.5每 天親密接觸的地步。各種自然災害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逐年上升，人們的自然生存環境越來越惡劣，讓我國持續面臨三重挑戰：一是人們的健康受損，導致隱形的和 顯性的醫療費用上升，加劇業已非常緊張的醫療資源的消耗，二是影響和威脅中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三是受到國際社會的輿論壓力。

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大都與市場化改革不徹底、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失當、政治體 制改革滯后等密切相關。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從“人的全面發展”的角度，提出了今后改革的宗旨、動力、任務和目標，我認為這是全會最大的亮點之一。今后 的改革，不管是經濟領域，政治領域，還是社會領域、文化領域和生態文明領域，都必須緊緊圍繞這個核心來進行。為了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實現人與人、人與社 會、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我們應當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特別是在經濟、政治、社會等方面進行深入的改革。

第一, 經濟體制改革。發展仍然是硬道理，沒有發展就沒有人民富裕的先決條件。而在現有資源稟賦約束下加快經濟發展，提高效率的正確途徑就是要真正做到讓“資源配置 的效率”說話，而不是讓資源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說話。在資源配置中強調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將有助于解決經濟發展中的諸多失衡和低效問題，包括區域 發展的不平衡、嚴重的產能過剩、稀缺資源的浪費等，由此“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

第二, 社會體制改革。近些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影響社會公平正義的各種矛盾和問題也日益突出。這里既有歷史方面的原因，也有一些制度和政策方面的缺陷。 例如，中國的財政分權體制以及地方政府可用資源與社會支出責任的不協調，導致在社會福利事業方面各地方的人均政府開支存在很大差異，進而造成了人們在獲得 服務方面的巨大差別。這些差別進而導致了就業機會以及最終收入的不平等。再如，一些制度安排和政策人為加劇了不平等，如因戶籍制度造成城鄉居民的社會權利 不同。這種深層次的不公平問題如果不能得到根本扭轉，勢必會危害到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解決這一問題，涉及到經濟、金融、自然、社會、政治等各個方面，而 就當前來說，亟需在建立以完善的社會風險管理制度安排、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為核心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和突破。

第三，政治體制改革。目前社會上出現了許多值得我們重視和深思的現象：越來 越多的學生畢業選擇報考公務員，越多越多的有錢人選擇移民海外，越來越多的海外留學人員歸國愿意選擇去國有企業而非私營企業或者個人創業，越來越多的商人 抱怨“設租”、“尋租”這一商業環境的常態化……如果政府這支“看得見”的手總是閑不住，那么，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就不可能有效發揮作用；如果不改變 以GDP評價政府官員政績的做法(2013年12月9日 《中組部發布關于改進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政績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確要求從制度層面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希望這一點真正能夠落 實)，那么，以對環境的掠奪和破壞為代價來獲得經濟增長的頑癥就不可能得到遏制；如果靠腐敗和商業賄賂能做到一本萬利，那么，沒有人愿意去承受創新可能帶 來的巨大風險；如果玩“空手道”能使人一夜暴富，那么，誰也不會甘愿辛苦地靠鋼筋、水泥等實體經濟賺錢；如果民主法制不能成為維護經濟正常運轉的基本保 障，那么，誰也不敢對未來進行投資和經營。如果“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的問題得不到根治；如果不能真正做到“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 社分開”；如果不能真正“建立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由此可見，政治體 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就像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鄧小平所強調的那樣：“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取決于政治體制改革”。

　　　　總之，我們要“通過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群眾首創精神”，讓改革之路 更加順暢；要“通過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要“通過建立社會公平的保障體系，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體人民”；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最終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