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2014年“兩會”召開之際，新浪財經聯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獨家推出“兩會專家筆談”欄目，邀請北大的專家教授與各位網友共談兩會熱點。方敏在文章中提到在國企發展壯大的 同時，一些根本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甚至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放大作用，造成了越來越突出的效率損失和市場扭曲。比如，一部分國有企業在市場領域中的壟斷 問題、一部分國企高管的“內部人控制”問題和腐敗問題等。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途徑就在于按照制度邏輯和經濟邏輯的要求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以下是方敏文章全文：

　　國有企業改革的邏輯與取向

　　方敏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學系

在我國實行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國有企業改革是一項意義重大、問題復雜的關鍵 環節。這體現在改革既要符合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要求，又要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改革既包含了制度的邏輯，又包含了經濟的邏輯。國有企業改革不徹 底、不完善，就意味著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改革沒有完成。

所謂制度的邏輯，指的是經濟權利和機會的分配正義。國有企業作為社會主義公 有制經濟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實現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基本手段。社會主義經濟通過這一所有制形式，保證社會成員平等占有和使用生產資料的權利和機會，從而 才能在產品分配環節實現以“等量勞動相交換”為實質內容的按勞分配關系。所謂經濟的邏輯，指的是國有企業作為基本生產單位，通過發揮物質生產力、勞動生產 力、社會生產力的作用，最大限度的實現經濟效率，以滿足社會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因此，既符合制度邏輯又符合經濟邏輯的改革就意味著應當同時實現公平 和效率。

然而，由于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的制約，國有企業在以上兩個方面 一直存在較大的問題和弊端。有限的生產資料、物質生產力與社會成員勞動能力之間的重大差別等因素，造成國有企業無法保證全體社會成員充分就業，也就無法落 實社會成員完全平等的生產權利和機會，進而無法實現成員間的按勞分配關系。另一方面，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在承擔生產職能之外，還承擔了大量的 社會職能(即政策性負擔)。同時，由于受計劃體制的價格管制和數量管制，國有企業也難以真正做到按照經濟核算的要求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以實現最大的經濟效 率。

進入改革開放階段以來，我國在保持國有企業所有制性質不變(未進行私有化)的情況下，圍繞經濟邏輯的要求對其進行了一輪又一輪的改革。最初為了調動國有企業的積極性，采取“放 權讓利”的辦法，擴大國有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并以“利改稅”、承包制等方式明確企業的責權利。然而，在計劃體制沒有改變、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界定不清、企 業仍然承擔政策性負擔的情況下，“放權讓利”式的改革不可能解決國有企業的效率問題和“軟預算約束”問題。因此，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隨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目標的確立，國有企業改革進入了制度創新階段。主要措施是以產權主體多元化為基礎，對國有企業進行公司化改制，建立“產權清晰、全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和法人治理結構。其次，通過剝離不良資產、實施下崗分流等措施使虧損企業擺脫困境，“輕裝上陣”，基本具備參與市場競爭的條件。同時還同步推進了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2003年設立的“國資委”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在國有公司制企業中行使“管人、管事、管資產”的股東權利，并進一步推進國有經濟布局調整。

從一系列改革的結果來看，目前國有企業已基本轉變為國有產權控股、產權主體多元化的公司制企業，相當一部分企業已實現了主營業務或全部業務上市。中央企業已有超過60%的 資產進入上市公司。這一所有制結構和產權結構成為了“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的制度保證。正 如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指出的：“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 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從改革的經濟效益來看，國有資產實現了保值增值。國有企業的 營業收入、凈利潤、上繳稅金等主要經濟指標的年均增長速度均高于同期中國的經濟增速。

然而，在國企發展壯大的 同時，一些根本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甚至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放大作用，造成了越來越突出的效率損失和市場扭曲。比如，一部分國有企業在市場領域中的壟斷 問題、一部分國企高管的“內部人控制”問題和腐敗問題等。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途徑就在于按照制度邏輯和經濟邏輯的要求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筆者認為，就制 度的邏輯來講，制約公有制生產關系充分實現的客觀因素還將長期存在，如勞動者體力和智力尚未得到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在公有制經濟體系內部的勞動分工 還帶有根本的片面的性質，因此，國有企業還難以真正做到保證全體社會成員平等行使勞動權利。在這種條件下，國有資本的社會化性質就應當體現為資本運營的社 會化和資本收入的社會化，成為社會成員完全平等的財產性收入來源。這也符合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改革措施，即“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以管資本為 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組建若干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支持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并且要“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 實社會保障基金。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二〇二〇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就經濟的邏輯來 講，國有企業首先應該進行更加明確的分類改革。處于競爭性行業的國有企業必須以盈利為目的，在消除政策性負擔的條件下與其他所有制經濟展開平等競爭，“保 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依法監管各種所有制經濟。”而提供公共品或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國有 企業，則應當接受政府的有效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