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未來，新機遇、新紅利、新優勢具有可能性，但沒有必然性，能否變成現實、為我所用，還需要我們用極大的勇氣和智慧去創造、追求、利用

　　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  韓文秀

　　我國已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時，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發生了變化。我們必須抓住新機遇、營造新紅利、增創新優勢，只有這樣，才能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不僅在規模上而且在質量上達到新的更高水平。

　　什么是新機遇

　　所謂機遇，通常是指某種有利的條件和環境。理解機遇，有兩點要把握：一是機遇是多因素造成的客觀有利條件，二是機遇有一定的時間限制或有效期。機遇可以被利用，也可能喪失，是否能夠抓住機遇是主觀的事。

　　進入新世紀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世界經濟快速增長，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國際產業轉移快速推進，加上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國內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較低，使我國面臨難得的發展機遇。這一機遇本質上是加快發展的機遇、數量擴張的機遇，主要體現在，我國通過大量利用外資、興建各類開發區等，將我國經濟特別是制造業納入全球分工體系，不斷擴大出口、增加投資，并通過二者之間的相互促進、相互加強，有效地加快了國內經濟發展、擴大了我國經濟總量，提升了我國出口在國際市場的份額。統計表明，2001年至2010年，我國經濟平均增長10.5%，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增長最快的時期，我國經濟總量按照美元計算從1.32萬億美元擴大到5.93萬億美元，世界排位從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商品出口在國際上的份額從4.3%上升到10.4%，目前已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在這一過程中，出口對經濟增長的“邊際”作用很大，沒有出口的“邊際”影響，就很難有兩位數的經濟高速增長。

　　我們同時應當看到，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發展環境、發展機遇正在發生明顯變化，世界經濟陷入持續低迷狀態，美國、歐盟、日本三大經濟體都面臨難解之困，針對我國的貿易投資保護主義不斷升溫，而國內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明顯上升，不少行業生產能力過剩，環境容量收縮，一些大項目因為環境污染風險而被動下馬。2012年出口增速遠低于8%的預期目標，也低于整個經濟增長速度。這就形成了一個倒逼機制和外在壓力，倒逼我們擴大內需、提高創新能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種環境和壓力在過去是沒有的，可以看作是我國發展面臨的新機遇。

　　什么是新紅利

　　紅利可以視為戰略機遇期的構成要素，是用另一種話語體系來闡釋發展的有利條件。過去10多年我國發展面臨許多紅利疊加的獨有態勢。一是以勞動力近于無限供給為主要特征的人口紅利；二是以資本跨國流動和國際產業分工調整突飛猛進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紅利；三是以土地、石油、礦產等的充裕供給、價格低廉為主要特征的資源紅利；四是以美國陷入反恐戰爭而我國周邊相對安定為主要特征的和平紅利。五是以分稅制、取消農業稅所激發的地方和企業積極性為重要特征的制度紅利。可以說，國內、國際兩方面有利因素和紅利效應形成了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這些因素還在很大程度上繼續存在，但也正發生一些明顯變化。一是人口紅利正在弱化，招工難在一些地區出現，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正在明顯減退。需要指出，工資成本不能和發達國家比較，而是要和越南、印度等周邊國家比較。二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出現“逆全球化”和發達國家“再工業化”現象，這些雖不會從根本上改變全球化的基本趨勢和國際產業分工的基本格局，但對我國的影響還是存在的。同時，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壓力、減少碳排放的壓力、承擔更多國際義務的壓力，將長期存在。三是國內資源環境約束已經接近或達到某種臨界點，環境群體性事件時而出現，能源資源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也接近或達到某種臨界點，如石油對外依存度超過50%、銅和鐵礦石超過60%，煤炭從出口變為大量進口等。四是美國在反恐戰爭告一段落后在軍事、外交上“重返亞洲”，攪亂了和平安定的周邊環境，對我遏制的一面明顯上升。五是分稅制、匯率、收入分配制度等制度因素中刺激效率、推動增長的效應遞減，體制弊端缺陷及其掣肘發展的一面逐步顯現。

　　那么，能否將“舊紅利”轉化為“新紅利”，更新和延長戰略機遇期呢？這是我們面臨的現實選擇，但其中存在不確定性。所謂創造“新紅利”，一是創造新人口紅利，即在勞動人口比重下降的情況下提高勞動大軍的素質，這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也是各國的經驗。但要看到，目前農民工是產業工人的主體，而69%的農民工沒有受到過農業或非農就業培訓。新一代農民工的勞動時間和吃苦耐勞程度均比不上老一代。提高勞動參與率也是一個途徑，而最近的調查顯示許多人不愿意延長退休年齡。二是創造新資源優勢，即通過新的科技革命來創造新的資源，如通過海水淡化、新能源推廣等，有可能獲得新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這的確顯示了深厚的潛力和光明的前景，但這方面越是從長遠看越樂觀，越是從近期看越有局限性，特別是對未來五到十年的前景判斷更應當謹慎樂觀。三是創造新制度紅利，即通過深化改革，完善體制機制，如消除壟斷和不合理行政干預等體制障礙，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方面潛力很大，可以說沒有止境。但要看到，當前改革的阻力和難度在增大，對既得利益格局的調整可能對促進公平的效應更大、對刺激效率的作用相對較弱。

　　可以看出，創造新紅利與以往舊紅利相比，有兩點重要區別：一是主觀客觀的差別。舊紅利都是客觀因素，你可能沒有抓住機遇或沒有用好機遇，但機遇現實地、確定地存在，而新紅利需要通過我們的主觀努力去創造和爭取，能在多大程度上達到目的，有不確定性。二是增減速度的差別。舊紅利消失的速度較快，而新紅利創造生成的速度可能相對滯后，例如最低工資每年提高20%左右，但職工素質技能不可能短時間大幅提高，科技革命及其產業化的速度也不可能如此之快，在這種情況下，競爭優勢就可能總體弱化。

　　什么是新優勢

　　多年來，我國經濟的競爭優勢，最集中最鮮明地體現在產品價格優勢上，我國的產品縱橫四海，打遍天下無敵手。物美價廉是生產的各種要素和各個環節成本費用低的結果。現在，傳統的比較優勢正在迅速消失，我們需要培育新的競爭優勢，未來的新優勢至少包括兩個：

　　一是以技術、品牌、質量、服務為核心的競爭新優勢。這需要我們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等。我們注意到，中國的專利授權量已名列世界前茅，每年畢業的理工科大學生和培養的工程師數量世界第一，發表的科技論文也很多，這使我們看到了形成競爭新優勢的希望。當然，在這些方面也還要解決數量多、質量低的問題。

　　二是國內市場空間大的優勢。隨著城鎮化快速推進、擴大內需政策見效、居民消費結構升級、人口老齡化、年輕一代消費儲蓄觀念的變化，我國市場規模將進一步位居世界前列。但如果國內生產沒有實現轉型升級、缺乏產品品質保障，則國內市場份額可能被進口產品替代，如高檔奶粉、箱包那樣，這意味著稀缺的市場資源和優勢雖然存在，但不能保證被國內企業所充分利用。

　　新機遇、新紅利、新優勢是相互聯系的，本質上是相通的，甚至是一回事。展望未來，新機遇、新紅利、新優勢具有可能性，但沒有必然性，能否變成現實、為我所用，還需要我們用極大的勇氣和智慧去創造、追求、利用。對此，我們既要有高度的自覺，也應有高度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