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鐘偉  編輯/《中國外匯》記者孫艷芳

　　2011年，筆者曾經寫過一篇小文，叫做《轉型不是過大年》，大意是，我們習慣了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習慣了快速經濟增長，會覺得GDP增速是10%還是7%和我們無關，會以為統計局的各種宏觀經濟數據只是數據，卻不影響我們的生活，會把中國經濟增長的轉型痛苦看得過于輕描淡寫。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可能為約7.7%的增長搭配約3%的通脹，企業和居民已感受到轉型的痛苦，但轉型最痛苦的艱難時刻尚未到來。

　　中國經濟遭遇的不僅是周期問題，更是結構問題。遭遇轉型痛苦的企業盈利下滑之后，呼吁政府放松調控的聲音漸起。試想一下，即便再出臺經濟刺激政策，付出了沉重的財政貨幣代價之后，中國經濟的創新活力和核心競爭力就明顯改善了嗎，還是在短暫的刺激熱潮后再度降溫？因此，短期的反周期政策不能一而再，結構調整的痛苦經歷無法回避。既然是結構調整，必然會經過去庫存、去產能、技術進步和新產業集群四步曲。當下，寄希望于宏觀調控有大轉向是不現實的。

　　中國經濟的結構轉型剛剛開始，而不是行將結束。從中國經濟上兩輪的結構調整來看，1989～1992年間，中國經濟增長一度低至4%，但通脹仍在3%以上，這種局面一直到“南方講話”之后才逐步好轉。而1998～2002年間，中國經濟增速“七上八下”，但同時伴隨通貨緊縮，期間國企整體轉型和脫困，金融體制改革令人關注。從目前看，中國經濟可能在今后幾年延續約7%的增長和2%的通脹搭配，優于上兩輪的結構調整。回顧國有企業三年整體脫困攻堅戰，當時提出了衡量“整體脫困”的三大指標是，企業虧損面從40%降至20%以下、凈利潤率從約4%提升到超過5%、資產產出率從50%提高到70%。從工業投資增速和盈利狀況看，當下企業微觀績效仍在惡化中，估計企業虧損面略超20%，凈利潤率約5.3%，資產產出率可能僅有約20%。從這些指標對比來看，目前中國的結構調整進程可能僅完成1/4，更痛苦的兼并破產時刻遠未到來。

　　不能指望房地產再挑大梁。回顧過去10年，房地產對中國經濟增速的影響明顯增大。在房地產比較火爆的年份，其對GDP增速的貢獻超過了2個百分點，目前則降至約0.5個百分點。因此也有不少預期認為，為了刺激經濟增長，對房地產的調控也許會放松甚至轉向。這樣的期待可能同樣不盡理性。從絕對庫存看，目前在建商品房面積可能接近40億平米，超過了過去3年的銷售面積之和；從相對庫存看，目前銷竣比仍在1.15以下的低位，庫存消化速度遲緩；從保障房建設看，剛性需求的相當部分將由保障房供應來滿足。因此，房地產調控政策和行業運行均將相對平穩。

　　銀行業將日益艱難。2003年以來，中國銀行業通過股改上市經歷了夢幻一般的8年，財務回報和資產質量均處于全球極佳水平。但隨著經濟周期下行和結構調整，銀行業面臨的挑戰將極其嚴峻。就資本補充壓力而言，2013年開始的新監管辦法將給銀行業帶來每年至少數千億元的增資壓力，同時資本補充渠道卻日益匱乏。就資產質量而言，在經濟下行周期，即便每年資產不良率反彈0.3～0.5個百分點，不良資產也將每年新增至少兩三千億元，這尚未考慮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的頑疾。就利率市場化而言，其勢必大幅動搖嚴重依賴利差收入。但金融創新能力尚且不足的中國銀行業，從輿論批評到改革壓力，各種風險紛至沓來。未來三五年，中國銀行業的前景如何令人關注。

　　盡管從2012的短周期看，也許中國GDP增長已漸趨穩定，通脹威脅也逐步消除，但宏觀無恙并不能掩蓋微觀困境，包括金融機構在內的企業生存環境仍然艱難。從至少3年的中周期看，結構調整帶來的兼并重組甚至破產浪潮還在后頭，尖鋒時刻尚未真正到來。

　　作者系《中國外匯》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