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和打工者的雙重變化給昆山整體就業形勢帶來怎樣的影響？

　　打工妹吳麗雖然有驚無險地在昆山找了份工作，但女保安這個崗位距離她的預期還有不小的差距，從她找工作的經歷當中不難發現，現在年輕一代的農民工不像以前，他們對自己的職位有更多的考慮，而企業對打工者學歷、素質的要求也在迅速提高，這種雙重變化給昆山的整體就業形勢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呢？記者也采訪了當地勞動主管部門。

　　昆山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梁海鷹：“冰火兩重天。”

　　勞動局副局長梁海鷹這樣形容昆山市勞動就業的狀況，是因為去年一年成為就業上的一個分水嶺。

　　梁海鷹：“上半年這個就業上可能還是求職的人就是少，但是企業需求用工量倒是大，到了下半年，特別是到了10月份以后出現了供大于求的現象。”

　　梁海鷹告訴記者，雖然短時間內也經歷了從民工荒到民工就業困難，但是由于昆山以電子信息產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受到全球金融風暴的影響相對較小，2008年，昆山倒閉企業共有37家，但同時全市僅僅是新批的臺資企業就達到了177家，因此目前昆山的就業數字并沒有大的滑坡。

　　梁海鷹：“去年最高峰的時候是將近66萬人，現在我們庫里面將近62萬人，和最高峰的時候相比少了將近四萬人，而且年底的時候，往年也是離職量是最多的時候，所以說這個時候相差這個量，按照道理說跟去年的同期相比差不了多少。”

　　那為什么很多農民工感覺工作不好找呢？在采訪中記者發現，大多數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昆山企業，主要采取了自然減員的方式，也就是說如果有人辭職就基本不再補招，即使少量的招人，也明顯提高了門檻。

　　昆山滬錸光電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蔣玉蘭：“因為我們有一些機械設備需要英文，需要你簡易的英文，那有些初中生真的一點英文都不太了解，那是我們沒有辦法用的，所以我們在一線生產線員絕對是要中專生以上。”

　　牧田（中國）有限公司管理部經理千葉信也：“對于一般的流水線上的操作員工的話，我們目前沒有招聘的計劃，但是對一部分技術含量比較高的，有專業管理經驗的職位我們還是有一部分招聘機會的。”

　　針對這樣的情況，昆山市勞動部門意識到，幫助外來務工人員進行專業培訓，是減少失業率的長效措施，因此他們去年開始就出臺了補貼的政策。

　　梁海鷹：“比如說我們對一些困難企業轉崗或者是在訂單不是很滿的情況下進行的培訓，我們會進行，適當的進行補貼。”

　　為了讓務工人員能夠盡快了解企業需求信息，昆山市勞動局還專門創新了流動就業服務的形式，把招聘會直接開到農民工聚居的社區或者鄉鎮。

　　梁海鷹：“我們主要是采集了一些各方的崗位，今天放到這個點上來，其實是把崗位送到他們家門口。”

　　記者：“有多少崗位？”

　　梁海鷹：“今天這個點上有1522個崗位，那么全市因為我們四個點，有2976個崗位。”

　　吳麗聽說有流動招聘會，也決定過來碰碰運氣，不過這一次是為了她的弟弟。

　　記者：“你是給自己看還是給？”

　　吳麗：“給我弟弟看。”

　　吳麗告訴記者，弟弟剛剛18歲，也跟著自己來到了昆山打工，雖然有一個中專的學歷，但是缺少實際工作的經驗，要幫弟弟找個工作成了吳麗更大的難題。

　　在昆山幾天的拍攝中，記者看到在找工作的人群里，大多是像吳麗那樣的“80后”、甚至“90后”的年輕面孔，他們與上一代打工者相比，更加適應城市的生活，而他們的想法，也跟人們印象中的農民工大相徑庭。

　　記者：“一直都想在外地打工，或者想留在昆山嗎？”

　　吳麗：“我在昆山可能，我估計可能最多會待五年這樣子。”

　　記者：“然后呢？”

　　吳麗：“然后我還是會回我家鄉。”

　　記者：“回家鄉做什么呢？會做農活嗎？”

　　吳麗：“不會做農活，但是我可以做其他的，然后我覺得。”

　　記者：“這邊就會有工作經驗了？”

　　吳麗：“反正我們那個城市的話，雖然就是比不上這里，但是他以后還是會發展的，他會發展得很好。”

　　記者：“你不想做操作工，我看普通操作工招得很多？”

　　吳麗：“我不愿意，因為我以前也做過，然后做過我知道的那種，反正就是你做操作工的話，就是不但他比一般的我感覺他好像主要是，你付出的主要是體力而不是其他的。”

　　記者：“所以實際上還不只是錢的問題，還不只是報酬問題？”

　　吳麗：“對，然后辛苦，其實辛苦一點也無所謂，我覺得就是你出來打工，有時候肯定，不管到哪里都會辛苦的，但是主要是，我覺得主要就是能學到東西，這個很重要了，可以提升自己。”

　　記者：“你希望你未來的生活是什么樣子？”

　　吳麗：“我希望我未來生活？其實我說的那個，其實我覺得打工，打工很不是很那個的，我的理想就是我好希望好希望能去麗江的。”

　　半小時觀察：解決新一代農民工就業需要新思路

　　農民工現象在中國已經存在了二十多年，隨著時間推移，像節目中吳麗這樣的第二代八零后和第三代九零后農民工將逐漸成為打工者的主體。和他們的父母相比，他們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對自己的未來已經有了一種全然不同的夢想。正因為這樣，新一代農民工已經不再把土地當作自己的退路，也不再把打工看作種地之外貼補家用的一項額外收入，他們開始規劃自己的打工生涯，并希望能融入城市，走出農民工這個身份模糊的地帶。

　　這些年輕人的期望，并不是非分之想，應該說，這正是中國經濟工業化和中國社會城市化的必然結果，也符合中國經濟調整、轉型、提高的目標。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把農民工的內在需求和中國經濟的外在要求結合起來，順利完成從農村剩余勞動力到城市勞動者的轉變？顯然，這場變局不僅需要政府加大對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培訓，幫助他們跟上經濟轉型的腳步，更需要政府用真正嚴肅的目光來考量這些農民工的未來，在農村教育、城市發展、戶籍管理、醫療養老以及各種公共服務等方面，通盤考慮，采取主動應變的措施。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農民工就業形勢嚴峻確實給政府和社會帶來了非常大的壓力。但我們絕不能因此而加高城鄉二元結構的壁壘，相反，無論是農民工輸出省份還是輸入省份，都應該建立更高層次的溝通和協作，建立統籌規劃的制度框架，逐步解決農民工問題。改革開放前三十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動力，就是把農民從土地中解放了出來。未來中國經濟想要躍上更高的臺階，就必須要把農民工從各種束縛中進一步解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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