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中國少部分人納稅而言，美國是大部分人納稅，這讓我們相信美國民眾的公民意識，與全民參與納稅是密不可分的。

　　以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作為調節個人收入的唯一手段，結果就是納稅人口越來越少，如果按某些學者的建議，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提高到8000元，估計全國將不到100萬納稅人，所謂的“公民社會”將離我們漸行漸遠。

　　另一種思路：降稅率

　　我們非常認同通過降低個人所得稅增加人民的可支配收入，但實現這個目標的方式有很多種，以犧牲公民責任為代價的做法，最不可取。

　　納稅是人們對國家盡公民義務的主要手段，公民通過納稅為政府運營提供資金，同時也享受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另一方面，個人所得稅也起到了調節貧富差距和財富分配的作用，以“富裕人群多納稅，普通人群少納稅，貧困人群不納稅”的原則，縮小貧富差距，把基尼系數調節到一個安全合理的范圍。

　　對于個人所得稅調整的其他路徑，我們做了一個簡單的梳理和假設。

　　首先，可以考慮對不同收入人群進行所得稅稅率的調節，如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的貧困人口可以不納稅，月收入2000元以下人口，按收入的千分之一納稅，月收入2000元~6000元的納稅稅率可在現有比例上大幅下調，6000元以上收入人群，納稅比率不變。通過這樣的方式，在起到大幅度減少個人所得稅目的的同時，保障了公民的納稅權利。

　　另外，可考慮按家庭人均收入進行納稅調節，比如一家好幾口人只有一人工作的，與家庭成員均有工作的情況，就可以考慮用不同的納稅比率來征稅。雖然這會增加稅務核查和征管方面的成本，但可以用一種循序漸進的方式開展，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出成熟的稅收征收體系。

　　再次，由于中國不同地區收入和物價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個人所得稅的稅率還可考慮差異征收，在北京、上海這種住房、物價成本都較高的地區，月收入2000元僅夠維持基本生活。而在中西部地區和小城鎮，月收入2000元卻可以過上比較寬裕的生活。兩類地區使用同樣的征稅標準顯然有失公平。根據這種情況，可考慮個人所得稅由中央稅率和地方稅率兩部分組成，各地政府可在中央稅率的基礎上，根據地方生活水平的實際情況制定當地的個人調節稅率。

　　同時，還可以通過加大“可抵稅額度”來達到減免稅收的目的。如針對高收入人群可將部分接受高等再教育、購買房屋和車輛等費用，用于稅收抵扣；針對低收入人群可將供暖費、水電費等基本生活開支作為稅收抵扣項目。這樣一方面可以鼓勵高收入人群進行消費，另一方面可更多地增加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真正實現促進消費拉動內需的效果。

　　在減少中低收入人群稅率的同時，還應該通過擴大稅基和加強征管來提高稅收。我們相信中國40%的基尼系數，并非月收入高于3000元的納稅人群與2000元以下人群差異造成的，中國存在一大批在統計局數據中隱身的富裕人群，加大對這些人群的稅收監管，將給財政帶來巨大的稅務收入。如果有可能，稅務和統計部門應該公開究竟有多少人納稅、不同收入群體的納稅人數和納稅金額等具體數據，讓人們在陽光下納稅。

　　納稅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即使只納一塊錢的稅，也是公民責任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