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劍龍　　　嘉賓

　　黨國英著名“三農”學者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于建嶸著名“三農”學者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目前提出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有很深的寓意

　　統籌城鄉發展和形成城鄉經濟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這是該文件釋放出來的最強烈的一個信號。此外，對于農村具體的改革措施,比如農村土地基本經營制度，還有農村金融制度，這將是未來深化改革的方向。

　　記者：在十七屆三中全會的會議公報中，我們注意到政府已經將目標定到2020年，可見這將是在很長時間農村改革的一個綱領性文件，那么在您看來，公報中有哪些是尤其值得我們關注的？

　　于建嶸：統籌城鄉發展和形成城鄉經濟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這是該文件釋放出來的最強烈的一個信號。此外，對于農村具體的改革措施，比如農村土地基本經營制度，農民土地權益的保護以及相應的土地流轉制度，還有農村金融制度，這將是未來深化改革的方向。還有一個更具體的目標，農民人均純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

　　如果從歷史角度而言，2007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是4100元出頭，比1934年翻了近30倍。單純從數量上而言，我們的絕對貧困已經降低很多，這是一大進步。但今年8月份公布的數據，城鄉居民收入比例達到3.33:1，顯然，目前提出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是有很深的寓意的。

　　記者:如何理解“充分發揮農民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的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更好地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于建嶸：我們三十年改革的基本線路是從農村再到農村，三十年我們改革的出發點就是尊重常識，尊重農民意愿，本質上是一場自下而上的改革。三十年過去了，農民目前面對的市場環境已經不一樣，在任何國家，分散的小農在市場中面對和資本的競爭時，他都是處于弱勢地位。而傳統的鄉村組織已經在建國后的歷次運動中被消滅殆盡，而當前的村民組織又不能代表農民的利益，農民的弱勢地位歷經三十年無根本改變，因此，發展能夠代表自身利益，能夠獨立主張農民訴求的組織，我覺得在長遠來看應該是趨勢。

　　記者:盡管目前城鄉發展仍不平衡，但經濟上的滴漏效應以及新農村建設對農村公共設施投入的增加，農村的面貌已經發生很大變化。那么，如何判斷農村的現狀，尤其是現階段農村的主要矛盾呢？

　　于建嶸:我們需要總結三十年的改革農民得到了什么,還沒有得到什么,就可以歸納出當前農村急需解決的問題。農民首先得到的是經營自主權,農村經濟快速發展,幾千年來沒有解決過的吃飯問題迎刃而解,都是由于經營自主權的獲得。但同時,在經濟放活的同時,改革過程中產生了幾千萬的失地農民,這已經發展成一個社會問題,這是第一個矛盾。第二個矛盾,農民基本自由的流動權,他們可以到城市務工,這對提高農民收入的貢獻顯而易見,但是農民的經濟資源和社會關系仍在農村,在城鄉二元體制沒有變動的前提下,他們還不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國民待遇,這是第二個問題。第三方面,村民自治組織的建立,以及農村民主的發展,農民獲得社區自治權,但目前仍沒有屬于自己的獨立的利益主題。此外,2006年隨著農業稅的取消,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得到提高,但是目前社會的利益分配機制仍然是向農村傾斜的,因此這也是以后解決的重點。

　　黨國英:有人給我提出這樣的問題,土地承包第一年、或者前幾年有效果,后來單單依靠土地承包農民收入沒有增長,農村經濟沒有發展,我想簡單說一下我自己的看法,的確我們靠搞承包解決了一個溫飽的問題,因為一家人種幾畝地吃飯沒有問題,但是如果一戶農民只種七八畝地,假定純收入不高,但是解決不了富裕和小康問題,這就需要有農村改革配套。

　　土地流轉制度改革是對農民基本財產權利的尊重

　　我想關鍵的一點,就是如十七屆三中全會公報所說的,以農民為主體。土地流轉的權利對農民而言,它是個基本的權利,有利于農民基本權益的保護,因為它確定了基本的財產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