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占全球石油總需求的10%，新增需求的50%。根據海關總署統計顯示，今年前5個月，中國進口原油均價689.9美元/噸，同比上漲64.1%。

　　與此同時，全球鐵礦石價格也在飆升。這自然給全球鐵礦石最大的買家——中國帶來沉重的價格負擔。而研究表明商品價格大幅上漲，會對經濟形成較大沖擊(見本期文章《商品沖擊和經濟調整》)。

　　中國原材料動力類價格指數中的全部原料價格指數直線飆升勢頭已在5月份有所放緩，但國家發改委自6月20日上調航空燃油價格1500 元/噸，上調汽油、柴油的基準價1000元/每噸，加之銷售價格可在基準價上浮8%，這可能改變全部原材料價格指數跌勢。 與此同時，國家發改委也調整了各個電網公司的上網電價標準，銷售電價也被上調每度2.5分錢。上述中國政府的行動將給中游企業帶來巨大的壓力。即使如此，由于價格控制措施未來生產價格指數(PPI)上升的空間還是很大。

　　現在問題的關鍵是PPI如何能傳導到CPI中去？

　　初步看來，在國際原油價格飆升和國內煤炭價格飆升之下，中國政府被迫上調成品油價格和電價，但其范圍沒有涵蓋居民消費領域，這就是說，即使考慮一些能源價格上調后的價格外溢影響，即使未來一段時間上述能源價格調整幅度涵蓋了居民，根據專家估計能源類在中國CPI占1.8%左右權重估算，對整體消費價格走勢也是也是微不足道的。

　　從更仔細的研究來看，中國PPI和核心CPI有著較為一致的同步波動關系。根據安信證券高善文的最新研究， PPI和核心CPI之間的彈性為0.15。這意味著，中國生產資料價格的上升很難改變中國未來通脹的整體趨勢。

　　據了解，上周五，由國家統計局工交司和國家發改委經濟運行局牽頭，召集交通部、工業信息部等相關經濟部委和石油工業協會、機械工業協會、輕工業協會、紡織工業協會等組織機構官員和行業人士舉行會議，討論目前經濟形勢。根據與會人士稱，中國目前PPI將不會較大地傳遞到CPI。

　　而實際上，如果將企業價格指數中與食品相關因素剔出，我們就很容易發現上游高漲的價格最終表現到終端消費價格漲幅非常之小。其中原因比較復雜，可能受到價格管制、勞動生產率變化，人民幣匯率波動，企業利潤空間壓縮，或者產能過剩等因素的影響。

　　從推動CPI基本供求關系和構成來看，未來數月中國CPI整體趨勢是下降的。這似乎給了一直把防止經濟過熱和防止通脹當做首要任務的調控政策帶來了轉變的有利時機。

    宏觀調控應微調

　　通過犧牲經濟增長來抑制過高的通脹，是政府應對經濟過熱的一貫做法。但是，通過上面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分析，我們發現中國官方數據有些高估中國真實經濟增長，受到各種價格因素侵蝕影響，中國實際經濟增速可能已大幅放緩，而且放緩幅度還大于預期水平。

　　同時，盡管全年通脹率數據看來比較高，但未來數月CPI整體也表現出下降趨勢。從未來兩年的趨勢看，中國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率與中國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的差值已經為負，而正常年份的上述差值應該在4%左右。這就是說，未來通脹可能走低。

　　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我們既定穩健財政政策和從緊貨幣政策這兩大經濟手段，有必要予以相應的調整，比如在下半年需要放緩從緊貨幣政策，尤其是慎用上調貸款基準利率這一價格工具，并在適當時放開銀行信貸額度管理或者擴大銀行信貸額度規模。實際上，目前已經可以感受到政策轉向的跡象。相比十年前中國政府對于經濟的政策能力已經不斷加強，當年政策調控下的大起大落將很難再現。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關于人民銀行采取數量工具來進行公開市場操作，從央行角度更多是對沖外匯流入、央行票據到期等因素引起的流動性充裕的一個手段，人民銀行本身的貨幣政策意圖往往并不是那么大。

　　在財政政策方面，應該借助本次地震時機，積極支持災后重建的固定資產投資和各種救濟工作，加強一些生產環節和消費環節的價格補貼，以及一些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以緩和結構性價格上漲帶來的民生問題。我們未來的財政計劃也要為經濟增長過渡下滑，應對經濟硬著陸，積極彌補外需、投資以及消費下滑帶來的需求短缺影響。

　　在此，我們還應該看到，中國經濟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全新時代，這個時代全球化紅利逐漸消失，全球高通脹和低增長并存。中國內部將面臨較大的中期通脹壓力，在外部還要受到國際價格的壓力。

　　在國內價格與國際價格的關系上，盡管國內價格管制在短期內可以防止國際通脹的傳遞，但中期來說，國內外價格差異必然通過提高本國通脹預期，來傳遞通脹水平。

　　由此，中國價格機制的改革也勢在必行，尤其是能原價格體制改革應該放行，不僅有助于中國結構的轉型，也有助于穩定中期的通脹預期。

　　在應對全球高通脹和低增長的一個關鍵點在于，中國經濟主體中的企業還缺乏強大的競爭力，無法與美國等國際大型企業進行直接的抗衡。中國又面臨不斷強化的土地資源剛性約束，重工業挺進對能源需求，人口老齡化加劇引起人口紅利消失，這些因素都將是中國未來經濟和中國企業的巨大挑戰。

　　因此，中國需要打造企業競爭力和再造人口紅利并舉。瑞銀集團新興市場研究主管安德森指出，中國政府、企業和個人可以通過加大人力資源投資，再造人口紅利，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來推動中國經濟未來的可持續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