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當前中國房地產市場亦正處于臨界點。觀望已經由2007年“信貸真空”的暫時觀望轉入由“信心真空”所引起的中期觀望，由觀望而出現調整的形勢呼之欲出(香港房市的拐點真正出現在1997年，但從1954年到1997年間香港房市出現過5次調整)。由于房地產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20%~30%，樓市一旦出現調整，對中國經濟會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此外，由于股市與樓市都有“財富效應”，其負面影響足以讓中國經濟出現逆轉，而信心與預期將再度成為經濟逆轉的信號。

　　第三個相似性，就是表面上仍然嚴峻的物價壓力，會成為社會及政策關注的焦點，容易使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出現迷惑，難以靈活調整。1997年，CPI高達6%，使得全社會尤其是政府將關注的焦點鎖定于物價，即便在亞洲金融危機的陰影下，政府仍作出了繼續從緊的決定。從緊政策信號釋放的結果，猶如最后一根稻草壓垮駱駝一般，令全市場的信心和預期逆轉，最終一輪良好的增長勢頭失去，經濟陷入到長達數年的通貨緊縮之中。

　　2007年，消費物價指數增長高達4.8%，并在2008年2月持續攀升至8.7%的高位。物價的高企以及屢創新高有很多原因。例如，農產品價格的生產周期及國際市場的傳導；上年物價上升的滯后影響在2008年上半年的釋放等，但人們不會顧及這些。“貪婪的人性”只會驅使人們期望物價盡快回落，為此會不惜一切。這樣一種心理很容易誤導政府繼續實施并強化諸如“從緊的貨幣政策”。

　　1997年，如果政府能夠及時撥轉馬頭，1998年之后的中國經濟也許不會陷入通貨緊縮的痛苦。然而，十個月的機會之窗彈指而過，政策的調整遲滯到1998年下半年才出現。當前，中國經濟仍面臨機會之窗，但如果再持續一個月，從緊的政策完全有可能導致中國經濟重蹈1998年的覆轍，讓經濟失去這一輪高速增長的勢頭。

　　需要密切關注的是物價，因為那是中國老百姓財富的出口，出口越來越高，老百姓會不堪承受。但相比于物價，老百姓財富的進口更重要，所謂“有賺不怕花”嘛！如果物價高一些，但收入的增長更高，老百姓還是能夠承受的。最怕的是，房價跌，股價跌，老百姓的財產性收入都下跌了，而就業率的下降，工資性收入的增長開始放緩，物價卻并未降低多少，這個時候，問題會更加嚴峻。

　　最嚴重的一種情形是，政府用減少5元錢收入的辦法來換取1元錢支出的降低，那樣做是只顧一頭、得不償失的宏觀調控。當前，如果以物價為調控重點，令股市、樓市及經濟增長全面下降，就會造成類似的悲劇性后果。

　　顯然，中國經濟當前正處于一個新的十字路口。假如中國經濟能夠調控得好、把握得好，則仍有極大的機會保持高速增長，從而在美國經濟下滑時，加快成為世界經濟領袖的進程，這可以說是一次戰略性的機遇。但是，如果把握不好，未來的經濟也有可能失去高速增長的勢頭，掉頭向下。

　　當前，最需要警惕的是重蹈“1998年覆轍”，那就是政策的應對缺乏靈活性，反應滯后，僵化的政策最終斷送了一輪中國經濟增長的行情，讓經濟陷入泥潭。從這個角度講，溫總理提出“隱藏的風險”的說法，提出要關注外部經濟變化，提出宏觀調控政策要有靈活性，實在是恰到時候，恰到好處！

　　（趙 曉 北京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