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企業有能力承受”

　　不僅提出“1500元”的最低工資標準，向文波還言之鑿鑿：大部分企業有這樣的承受能力。“如果我不是做企業的，有人會說我是信口開河，但只要了解我的(企業管理者)身份，就應不會懷疑這個(企業能夠承受這樣的工資標準)。”向文波表示。

　　“他將那層窗戶紙捅破了。”湖南省社科院院長朱有志如此評價。

　　但反對和質疑之聲也不少。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提高工資將增加企業的生產成本，降低競爭力，更主要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工資標準應該由市場決定。

　　“有人說，最低工資標準應該由市場決定，這個是絕對錯誤的。”向文波直言，工人是弱勢群體，他們的利益應該得到保護，“全世界不管是哪個國家，關于最低工資標準、關于員工的基本福利，都有法律性的強制規定。”他指出，許多企業對這一情況也心知肚明，也有能力提高職工工資，但從追求利益最大化角度考慮，沒有人愿意主動來提。

　　湖南一家以出口為主的企業負責人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展現了工資提高的另外一面。

　　這家企業的規模在全球同行中處于排頭位置，市場占有率具有絕對優勢。但其負責人坦承，“一個重要的競爭優勢，是產品的價格低”，而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勞動力因素。據他介紹，隨著一些新的法律法規開始實施，以及人民幣升值等因素，這家企業的優勢將受到較大沖擊。在此情況下，最低工資標準對于以出口為主的企業來說，無疑將構成更大壓力。

　　他表示，實際上之前公司員工的平均工資不低于1500元，但如果要將最低工資標準大幅提升，并且予以確定，“我們有些擔心”，因為原來普通員工的收入除了最低工資外，主要來自于工作績效，“如果確定了比較高的最低工資標準，員工會不會還有那么高的積極性？”因為企業并不想再“額外”增長太多工資成本來“刺激”員工積極性。

　　向文波則表示，企業員工作為弱勢群體，不能因為一些本不應由他們承擔的因素而利益受損，“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是人類文明與進步的重要標志。”

　　不只是民生問題

　　與外界眾多聲音不同，向文波認為，最低工資標準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民生問題。

　　“我相信只要產品賣得稍為像個產品而不是像賣破爛，這樣的中國企業就都能承受1500元的最低工資標準。”向文波說，這正是他建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真正用意所在。

　　在他看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非但可以實現，而且應該通過這一過程，使國內企業實現一個“理性的成熟”。

　　“自2005年國家啟動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升值已經累計達到12%。人民幣升值12%跟出口產品漲價12%，對我們價格競爭力的影響是一樣的。但是人民幣升值所產生的結果，與我們提價所產生的結果完全不同。”向文波說。

　　“如果不是人民幣升值12%，而是出口產品漲價12%，把這12%的一半用來加入員工工資，那么我想1500元的最低工資標準是完全可以實現，甚至可以大大超過的。”向文波進一步分析——

　　“如果把這12%里面的3%用來提高我們出口企業的盈利能力，那么我相信中國出口企業的盈利水平會有大幅提高；如果說剩下的3%變成國家的稅收，那么我們國家的財政收入會更多。”向文波說，但非常遺憾的是，目前這一切都沒能成為現實。

　　盡管有人嘲諷“向總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向文波依然堅持認為，這樣的過程是必需的。“一個企業，國家的《勞動合同法》你不遵守，最低工資標準你不執行，環保也不出力，那基本上就等于沒有什么社會價值了，這樣的企業，還要它干什么？” (劉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