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順“條塊”關系

　　《21世紀》：《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要管到2020年。本屆政府能把改革推進到什么程度？哪些改革可以快一些？

　　孫濤：此次國務院機構改革，目的是進一步理順宏觀經濟調控和監管體系，并整合社會發展和民生服務職能。與前五次機構改革相比，不再是單純的“精兵簡政”，更多從有效管理的角度，理性地考慮機構設置。這種對行政管理體制的自我變革和完善體現了政治上的成熟。

　　“條塊關系”是中國政府與政治的一個重要現象。理順“條條”的關系，應是本屆政府機構改革的重點。但“條條”的改革，是一個“技術活”。哪些權力該整合、該收放，哪些職能應弱化，哪些職能應強化，不宜坐而論道，照搬國外模式。

　　如果說2020年各地基本建成服務型政府，當前則要積極推進“規制-服務型政府”的建設。按照這一思路，國務院和地方政府的機構改革除了理順宏觀經濟部門，更應整合社會管理和服務職能。在地區和城鄉差距短期內難以縮小的情況下，要本著公共服務均等化原則，以機構改革為契機縮小各地公共服務水平的差距。

　　至于機構改革的快慢，首先，要衡量相關產業和生產要素的市場化程度，并考慮行業監管水平和規制能力；其次，要對社會力量和第三部門的發育水平有個基本判斷，更要重視民眾和輿論的呼聲。也就是說，要主客觀分開，學者和個人不宜把自己的價值追求轉化為對行政改革進度的要求。

　　“三二一”建議

　　《21世紀》：課題組對機構改革有何建議？

　　郭道久：課題組近來圍繞著與機構改革相關的政府職能、政府規模、政府間關系等問題做了一些較系統的研究。我將這些建議性的想法歸納為“三二一”。

　　“三”個關于政府職能轉變的建議。一是應當有一張政府職能配置表。針對目前仍然存在的職能轉變不到位的現實，應分類別、分級別、有針對性地加以調整：橫向上明確哪些部門實行選擇性集權，那些部門實行政治性分權、行政性分權；縱向上明確各級政府應該承擔哪些相應的責任。二是突出服務型政府的目標。機構改革的重點要從經濟管理部門轉向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部門。三是妥善處理社會組織發展問題。破除對社會組織既想依靠又有擔心的矛盾心理，改變裹足不前的局面，充分發揮其在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方面的潛力，形成政府與多元主體互動的格局；同時通過加強監管保持對社會組織的適當控制。

　　“二”是兩個與“大部門制”有關的建議。一是要重視部門內部的改革。在“大部門制”改革中，不管是“動”了的大部門，還是沒“動”的部門，都有內部改革問題。調整、整合而成的大部門要成為有機整體，能協調運轉而不是僅有“牌子”而內部仍各自為政。二是要有“大編制”概念。如果“人”的指標與“錢”的指標相脫節，編制的控制意義也就打了折扣。編制要將機構、人員與財政結合起來，形成機構、崗位設置與財政相統一的編制要求。

　　“一”個關于政府機構運行的建議，即重視完善政府過程，更多關注政府的運行。我們在傳統上做事比較“粗糙”，在政府工作流程安排等技術性方面還顯得不夠細致。比如電子政務，應該給機關工作帶來實際改變，但一窩蜂上網后，具體的更新、運行卻很差。

　　要著力解決官本位

　　《21世紀》：課題組認為這輪行政體制改革對有關領域將產生什么影響？

　　朱光磊：這次改革依然集中在行政部門。機構改革最終是否真正成功，還是要以政府是否真正能夠以平等、平靜的心態來面對外部壓力、外部監督，公務員是否能夠以一種恭謙的態度面對公眾等根本性變化來檢驗的。有些事情不是不可以改革的，比如到了今天，附著在機構上的官本位的問題應該著力解決。

　　面對改革，黨委要起帶頭作用，事業單位也不能置身其外。地方黨政的研究室、黨史辦、黨校、行政學院、社會主義學院、講師團等，是否可整合？部分科研機構和機關內設研究機構是否可掛靠大學，以付費方式獲取成果？只要開動腦筋，可做的工作就很多。當然，做到什么程度、“放”到什么程度，取決于能夠控制到什么程度。有抓有放，體制改革就一定能夠在正確的軌道上穩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