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女士質疑，到底是誰不講信用？

　　記者調查：工行有推諉之嫌

　　最近，記者多次來到北京市工商銀行信用卡中心采訪。負責接待的6012號大堂經理告訴記者，按照銀行規(guī)定，沒有申請人簽字，卡是辦不下來的。當記者出示孫女士的書面委托書，并要求查詢當時的辦卡檔案，核實是否有孫女士的親筆簽名時，大堂經理稱必須由本人親自到信用卡中心提交書面申請。至于申請能否被批準，這位大堂經理表示很難說。就連提交申請后何時能給予答復，大堂經理也連連搖頭說不知道，“因為銀行對此沒有相關規(guī)定”。

　　持卡人已經申請銷戶，為什么不良記錄還會持續(xù)存在8個月呢？是辦理銷戶用了8個月時間，還是銷戶信息沒有及時更新呢？當記者問及這些問題，大堂經理解釋說，早期的個人信用記錄由中國人民銀行通過征信采集系統(tǒng)到各家銀行自行采集，對于孫女士遇到的情形，她稱可能是中國人民銀行相關采集部門沒有注意到客戶銷卡信息。這樣的回答似乎有推脫之嫌，記者反復要求到相關部門了解情況，均被大堂經理拒絕。她“忠告”記者，持卡人的不良記錄已經形成，只能由持卡人填寫申請，才能盡快注銷不良信息。

　　記者又來到人民銀行征信中心北京分中心，在講述了孫女士的遭遇和工行的解釋后，工作人員介紹個人信用報告的產生確實是依靠征信采集系統(tǒng)進行的，但前提是各家銀行向系統(tǒng)里提交銀行客戶信息資料，征信中心只是對這些資料進行整理，在重新組合的基礎上形成個人信用檔案。

　　記者從有關方面了解到，公民信用報告所需信息，包括個人基本信息、個人信貸交易信息，將來還可能擴展至水費、電費等各種資費的繳納信息等的采集，并不通知公民本人，也不提供網(wǎng)上查詢，個人如需了解自己的信用狀況只能本人或者委托他人到各地征信中心查詢。

　　自2004年開始，與個人社會評價和生活利益密切相關的個人信用報告制度就已經開始在我國實行。據(jù)中國人民銀行征信管理局局長邵伏軍透露，截至2007年8月，已有5.8億自然人進入了個人信用數(shù)據(jù)庫。如果不是收到孫女士的來信，記者和身邊許多同事朋友都不清楚個人信用報告情況，也不知道自己已經進入中國人民銀行個人信用數(shù)據(jù)庫。在這5.8億人中，有多少人了解自己的信用報告里都記錄了什么呢？

　　然而，不管我們知不知道，愿不愿意，人民銀行的個人信用數(shù)據(jù)庫建設仍在不斷地“開疆拓土”。去年年初，人民銀行與信息產業(yè)部聯(lián)合發(fā)布了手機欠費信息將納入個人信用信息數(shù)據(jù)庫的消息。消息一出，立即引起公眾強烈質疑。2008年1月8日，北京市路政局宣布，該局與中國人民銀行營業(yè)管理部簽署《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shù)據(jù)合作協(xié)議》，北京市機動車車主的養(yǎng)路費繳納情況將進入個人信用基礎數(shù)據(jù)庫，此舉再次引發(fā)強烈反應：人民銀行的種種作為是否有法律依據(jù)？手機費、養(yǎng)路費的收取本身就一直伴隨著種種爭議甚至非議，在這些爭議未經合理解決之前，將這些費用征收的信息納入個人信用數(shù)據(jù)庫是否合適？由于我國尚缺乏科學、權威的個人信用評估程序及標準，如何保證個人信用評估工作的公平、公開與科學？這些問題無不引人憂慮。

　　專家評說：信用制度也會產生副作用

　　如何看待這起事件以及事件背后反映出的個人信用數(shù)據(jù)庫建設中存在的種種問題，記者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劉俊海教授。

　　在仔細了解事情原委后，劉教授分析認為，這起事件雙方各執(zhí)一詞，由于未能查閱到當初辦卡的原始資料，因而一些關鍵證據(jù)無法核實，而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他指出，單位一般比個人擁有更高的信譽度，所以單位以集體名義為個人辦卡的情況并不少見，一旦出現(xiàn)糾紛，就很難分清責任。在辦卡過程中，究竟是哪個環(huán)節(jié)出了問題，現(xiàn)在還不好判斷。銷卡過程中，也存在多種可能，一種是銷卡不及時，注銷程序沒有徹底完成，一種是銷卡程序已經履行完畢，發(fā)卡部門和信息采集部門的銜接上存在瑕疵。如果要真正查清事實和分清責任，當事人可以向法院起訴，借助司法權完成調查。

　　劉俊海告訴記者，即便銀行在管理上沒有瑕疵，考慮到現(xiàn)代社會中人的事務繁多、變動不居的特點，銀行作為經營者應該承擔起更多的提醒消費者的社會責任，履行發(fā)卡后的管理和善意確認等附隨義務。比如，在將不良記錄提供給征信系統(tǒng)前，應該建立善意確認制度，以書面形式及時告知持卡人，給持卡人提供異議和申辯的機會與渠道。“如果我們承認這種附隨義務的存在，經營者應當履行又未完全履行，就可能承擔一定的賠償責任。”劉教授審慎地表示。

　　中國正在走向信用社會，所謂信用如衣，信用好壞直接涉及到公民的多種利益，而且這種影響面會越來越廣泛，因此這起事件更應該引起我們對正在建立的信用體系給予更多的關注和反思。劉教授表示，我國征信系統(tǒng)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對公民知情權、隱私權的保護不夠，“孫女士的遭遇就很具代表性。”他還列舉了幾種情況，建立和修改個人信用報告時，不告知本人；將不良記錄增加到征信系統(tǒng)時，也不通知本人。他認為，一方面公民應該主動關注自己的信用情況，另一方面有關部門也應提供條件讓公民方便及時地了解個人信用記錄變化，以便于當事人及時核實或者提起異議。

　　記者了解到，征信工作在我國已起步幾年，信用記錄直接影響到個人的信用利益，而對個人信用信息的采集范圍、披露程序、對公民知情權的保護，現(xiàn)在的有關法規(guī)僅限于中國人民銀行2005年10月頒布施行的《個人信用信息數(shù)據(jù)庫管理暫行辦法》。劉教授介紹，我國征信立法已積極籌備多年，但至今仍沒有結“果”。他建議，在這樣一部基本法出臺之前，銀行應該自我加壓，及時修改和完善內部規(guī)章規(guī)定，避免因細節(jié)管理不周傷害客戶，最終損害客戶信用利益。

　　他還表示，信用制度是一項好的制度，但如果在管理細節(jié)上存在瑕疵，缺乏公正公平，也會產生副作用。比如，真正有信用的人進入黑名單，就會造成他們對信用制度本身的不信任，這才是信用體系最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