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企業外遷潮始于2003年，有逐年遞增之勢，至2005年，遷出現象開始突顯。深圳市政府統計數據顯示：2005年以來，深圳共有500多家企業外遷，年產值約150億元，占全市2006年工業總產值的1.3%；外遷企業主要集中在寶安、龍崗兩區，主要行業為電子元器件、塑料制品、金屬類、玩具制造和服裝類企業，占全市企業外遷總產值的80%。

　　“對于當年的工業形勢，我們認為正處于一個關鍵的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型時期。”上述《報告》則稱，深圳市正處于“第三次創業初始期”，經濟增速放緩是“兩個倒逼之勢”直接作用結果。

　　一方面，土地資源的緊約束。據深圳市政府人士介紹，“十一五”期間，深圳市的工業用地規劃就已基本呈現“零增長”。他透露，2006年11月-2007年3月“長達5個月期間，由于寶安、龍崗兩區對2003-2005年工業用地進行清理而暫停受理工業用地申請，對工業增量造成較大影響”，而寶安、龍崗是深圳企業最密集的兩個區。

　　另一方面，從2006年以來的國家政策等宏觀面的調整對深圳產業外遷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深圳市政府在《報告》中指出，外貿出口、企業所得稅等政策調整，“不但使得經濟特區優惠政策不再，而且正在與內地形成新的政策'逆落差'”。

　　“擴張性外遷”占主流

　　深圳市科技局人士分析，上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深圳成為開放的窗口，承接了首批從臺灣地區、香港地區乃至日美的加工制造企業，并由此構成產業鏈初級形態，富士康亦在此輪遷徙浪潮中進駐中國，首站選擇了深圳；90年代中后期，深圳市政府力推高新技術企業，客觀上推動了一批相對低端的“三來一補”企業向西遷到了東莞、佛山、順德等地，從而推動了珠三角的產業布局，并為深圳“騰籠換鳥”，崛起了一批類似于華為這樣的民營企業，由此實現了深圳市的第二輪產業升級。

　　深圳市政府官員樂于用“第三次創業”來樂觀看待新一輪的產業遷移：“我市工業運行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是結構調整時期的典型現象，也是我市進入第三次創業初期的必然。”《報告》稱，“我市工業生產經營和發展總體情況目前并沒有發生大的逆轉性變化，支持工業長期持續發展的有利因素依然明顯。”

　　深圳市政府研究認為，除了受成本等“市場因素”影響，部分玩具、服裝等相對低端的企業集中外遷外，“我市企業外遷主要是擴張性外遷”。

　　前述市政府官員在回應外界對華為、富士康、中興等深圳核心企業也紛紛外遷的傳言時，對本報記者說，“從全球來看，產業轉移是一個運動式的規律。你要區別哪些是適應性外遷，哪些是擴張性外遷”。該人士說，目前因為土地、工資、水電等營運成本和規避環保標準而整體搬遷至外地的企業以低端產業為主，并且規模較小。

　　該人士引用深圳市工商局統計數據稱：外遷企業中，“三來一補”和三資企業占了總體外遷的69%，“這些企業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包括部分屬于環保部門重點整治的污染企業”；另外，“從企業規模看，工業總產值在5億元以上的企業僅有3家”。

　　相比之下，該人士認為，像華為、富士康這樣，把總部留在深圳、異地投資設廠尋求產能擴張，或者將勞動密集的加工生產環節搬遷至異地的，“這種擴張性外遷企業居多。”《報告》顯示，擴張性外遷涉及產值約占2007年上半年總產值的75%。同時，《報告》認為，長期看，此種外遷“有利于'騰籠換鳥'發展高端制造業和高端服務業，實現功能置換和結構的優化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