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的兩大“發動機”

　　城鎮化。按照新一輪城鄉總體規劃，到2020年，重慶主城區會成為面積1000平方公里、人口1000萬的國際大都市，全市城鎮化率從現在的50%提高到70%。

　　工業化。近五年重慶計劃累計投資9000億元，重點打造“ 6+1”產業基地，即汽車摩托車、裝備制造業、石油天然氣化工、材料加工、電子信息、能源產業以及勞動密集型產業或都市工業基地；打造集成電路、軟件服務外包、信息家電、石油化工、天然氣化工、煤化工、材料、裝備制造以及汽車和通機等九大新興產業集群。

　　(《中國企業家》根據重慶常務副市長黃奇帆專訪素材整理)

　　重慶崛起的六大優勢

　　交通和區位條件優越。重慶是我國西部體系最完備、功能最強大的綜合交通樞紐。未來四五年內，將有8條高速復線鐵路、8條高速公路通向全國。長江航運到2012年集裝箱實際吞吐量預計超過200萬箱。重慶機場規劃了4條跑道，目標是成為國家西部門戶機場。

　　大工業基礎雄厚，大城市服務功能強大。重慶產業基礎雄厚，行業門類齊全，產業體系完備，是我國重要的汽車摩托車產業基地、裝備制造業基地、常規兵器工業基地、綜合化工基地、醫藥工業基地、儀器儀表基地。

　　生產要素綜合成本低，保障有力。目前，重慶平均地價在東部的40%以下，工業用電、用氣、用水價格在東部的60%以下，勞動力成本是東部的65%左右，各種生產要素綜合成本僅相當于東部的50—60%。

　　人力資源素質較高，供應充分。重慶有57所高校，近400所職業院校，近1000所各類科研開發機構，人才總量近200萬人。重慶各類勞動力儲備和供應相對充裕，全市常住人口2800多萬，有800萬左右農民工，加上四川、貴州等地來渝務工人員，能夠保障各類產業發展所需的勞動力需求。

　　融資環境寬松。重慶正在建設區域金融中心，現在是中西部地區乃至全國金融環境最好的地區之一，銀行存貸比保持在80%左右，銀行不良貸款率2.5%，排全國第四。除傳統的“銀證保”金融機構之外，重慶有80多家擔保公司、52家小額貸款公司。

　　財稅政策優惠。重慶是內陸優惠政策最集中的地方，西部優惠政策、三峽庫區特殊政策和城鄉統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政策相互疊加。鼓勵類產業一律執行企業所得稅率15%政策，低于東部和中部地區10個百分點。

　　(《中國企業家》根據重慶常務副市長黃奇帆專訪素材整理)

　　臺商如此，內地企業家更不落后。蔡正法，浙江臺州溫嶺商人。從臺州“移民”重慶有一年時間。

　　2006年下半年，得知巫溪縣在搞產業園，園區內可以享受三峽庫區的優惠政策，蔡正法即刻過來考察。2008年2月，隆錦集團在重慶正式成立，蔡正法出任董事總經理，主要產品是彩鋼板、彩鋁板，“今年6月投產，產值可達5億元左右。明年可達10個億。”

　　“公司原來在臺州生產，再往全國銷售。現在在重慶生產，然后銷往大西南地區，物流成本可節省400元/噸。這里天然氣比較充足，臺州那邊比較少——能源也能節省400元/噸。”蔡正法給記者計算，“包括物流、能源水電氣、各種優惠政策——用工方面的、稅收方面的，一噸產品可以節省成本1000元左右。在臺州我們的利潤率在10%左右，在這里可以達到15%左右。”這樣算的時候，這位原本瘦小而不茍言笑的商人，笑了。

　　“更好的是用工問題，臺州用工比較難，在這里招工比較方便。按三峽庫區政策，我們用人，政府幫我們培訓好；如果由我們自己培訓的話，每人補貼200元；如果用三峽庫區的農民工，政府連續三年每人每年出2000元，還有住房補貼。”

　　“現在沿海用工、土地、能源都緊張。大西南的優勢是發展才剛剛起步，還有很多商機，環境也相對比較寬一點。”在臺州工業用地價格在60—100萬元/畝，重慶一小時經濟圈的工業用地價格基本在10萬元/畝左右，甚至更低。也因此，隆錦集團在重慶除了彩鋼板生產外，又擴展了多個項目。“我們用3000萬收購了巫溪藥廠，還準備在巫溪投入1.5億元，開發大官山旅游項目，同時投資4億元，建多晶硅項目。”項目多，投入資金比較大，不過蔡正法不是特別擔心，“貸款，中央對庫區專門有一筆基金，總額在200個億，同時政府對貸款貼息85%。”

　　“以前，是我們出去找投資商，像大海里撈針，現在是投資商找我們，是大海里撈魚。”譚向陽有些得意。

　　大勢將向

　　“落子重慶”，是因為看到了重慶誘人的條件和基礎。

　　“‘三線’建設打下了產業基礎，重慶比河南、湖南產業基礎要好；真正城鄉統籌后，重慶可能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中心。一小時重慶，二小時貴陽，三小時昆明，四小時蘭州，五小時武漢，六小時廣州，七小時北京，八小時上海；我們的體制是其他地方不能比的。”作為基層招商工作人員，譚向陽漸漸知道什么是投資者真正在乎的。“重慶是直轄市直接管下面的縣。行政公務成本，全國是57個百姓養活一個公務員，重慶是35個百姓養活一個公務員。國家給的西部大開發和城鄉統籌的政策也是其他地方不能比的。”

　　曾經參與浦東開發的黃奇帆，從長江入海口的上海，來到長江上游的重慶，已經7年。他在接受《中國企業家》采訪時認為，重慶對于工商資本確實是有吸引力的：交通和區位條件優越，生產要素綜合成本低，融資環境寬松，財稅政策優惠。

　　“所得稅政策比別人好，再加上國務院3號文件——145條專門針對重慶的政策，對重慶下一步發展是很大的機遇。只要重慶抓住機遇，把配套設施、配套環境做一做——把高速公路的收費全部取消，再把長江航運航道做好——那就非常好了。”來自長安汽車的尹家緒在接受《中國企業家》采訪時語氣輕松。

　　2008年底，已經享有西部大開發、城鄉統籌以及三峽市庫區政策的重慶，又有了中國第一個內陸保稅港區。黃奇帆透露，2009年，寸灘保稅港將進入封關運作。其保稅功能和上海洋山港的保稅功能完全一致。

　　還有更大的利好。“《國務院關于推進重慶市統籌城鄉改革和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國務院3號文)讓我們‘認真研究設立兩江新區問題’。我估計今年就可以批下來。”李勇說。重慶坊間傳聞，“兩江新區”將是繼浦東新區、濱海新區之后的中國第三個特區，規劃面積900多平方公里。

　　盡管一切還不確實，重慶在政策面不斷向好是不爭的事實。重慶工商大學副校長廖元和將一切視為理所當然。他把沿海的對外開放叫做“海洋戰略”，把西部的開發開放稱為“內陸戰略”，認為“中國需要從過去單一的沿海戰略，走向沿海戰略與內陸戰略的結合。”

　　“改革開放基本上是依托沿海港口城市對外開放。不足之處，對發達國家依托太大。印度10億人口，東南亞4億人口，14億人口占了世界的1/5，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市場。連通東南亞和南亞，就約等于打開另一個中國市場。從緬甸到重慶，比到上海、寧波港口近1200公里，同時繞過了馬六甲海峽。如果重慶到上海的鐵路和高速公路修通，重慶到蘭州、昆明的鐵路修通，重慶就會成為大陸戰略和海洋戰略相結合的部位。”

　　“重慶的兩江新區看起來是個小事，但如果放到整個中國的經濟發展來看，就是一個大事。”廖元和把重慶的寸灘保稅區和將來兩江新區的設立，視作國家戰略調整的序幕。

　　負重起錨

　　2月17日，早春的雨淋濕了山城。車行駛在成立不到兩年的、控規面積11.7平方公里的重慶鳳凰湖工業園區內，可見建成投產的企業屈指可數，與記者見到的珠三角、長三角大大小小的工業園區內的工廠林業、廠房密集的景象迥然有別。微風細雨里，所見更多的是民工們仍在建設中的廠房和已經平整過的一望無邊的空地。園區領導辦公室空無一人，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畢竟園區還有很大的吸引投資的空間——他們出去招商了。

　　分布在重慶8.2萬平方千米土地上，大大小小的48個工業園區，多數和鳳凰湖工業園區相似——年輕、新鮮，虛位以待更多的外埠企業入駐。

　　要成為《紐約時報》所預言的“中國未來都市的范本”，重慶還需要時間，但又不僅僅是時間。

　　“十年前，我到重慶，那個時候重慶最普遍的矛盾是國有企業改制后，下崗工人愛‘散步’。十年后，失地農民與開發商的矛盾變成了社會普遍矛盾，不斷有農民反映問題。”在渝十年的新華社駐重慶記者徐旭忠感慨。

　　因受金融危機影響，返鄉后滯留重慶的50萬農民工、百萬三峽移民中不能很好地適應他鄉生活的回流移民，正徘徊躊躇于街頭田間。農民，是重慶勃勃雄心背后的現實之癢。

　　國務院3號文，固然鼓勵重慶在城鄉統籌問題上大膽改革實驗，然而重慶基層官員告訴《中國企業家》記者，“做了一些城鄉統籌的嘗試，但是不成功。比如農民集中居住問題，農民集中居住的房子售價多少？農民能不能承受？有的人干，有的人不干，畢竟是要農民自己掏錢的事。并且，農村退出來的一些地，可能沒有基礎條件，缺少水電氣，沒有辦法搞工業。”曾經在全國轟動一時的“重慶土交所”目前運轉擱淺，正是“統籌”難題的現實反映。

　　“現在一說城鄉統籌就是土地流轉。城鄉統籌需要更多的農民融入城市，也需要更多的人力資本進入農村。需要更多政策的支持、鼓勵，否則不可能。”廖元和認為城鄉統籌還需要政府出臺更多可行的政策。

　　尹家緒也看到了非常大的困難。“重慶中心城市非常發達，跟北京、上海都可以比，但農村窮得很，中國最貧困的農村地區也有。三千萬人口只有幾百萬人口在主城區。要轉型光靠農業不行，重點要在工業上好好發展。希望在工業，但是難點也在工業，如何做好有非常大的困難。”

　　廖元和認為，重慶“電也好、氣也好、水也好、勞動力也好，價格都比沿海低，但是物流成本高。物流成本降低，自然有產業轉移過來。”同時，市場的活躍，也有賴于重慶投資環境的改善。譚向陽總結，選擇離開的客商，“不是因為產業找不到配套，就是因為基礎設施不配套。”重慶“八大投”為城市基礎設施的改進做了很多努力，但仍有改進空間。

　　還有，即使各種政策優惠能夠形成“洼地效應”，僅僅重慶“孤島式”發展也是不夠的——既不能從周邊引來資金、人才，也不能輻射開來。

　　“現在有人把重慶稱為中國經濟的第四極？”今年“兩會”上，《中國企業家》問參與國務院3號文起草工作的重慶市發改委主任楊慶育。楊否認。“重慶GDP只占全國的1.6%，不到1.7%。與周邊省份的經濟沒連起來。長三角，上海之外還有蘇、浙城市群，環渤海地區是指京津冀三地。西部大開發十年，應該有一個中國的增長極。這個增長極應該在城市群相對比較集中的地方。具體說是重慶城市圈、成都城市圈加關中城市圈——西部川陜渝一個西三角。”

　　然而，打造西三角、成渝合作并非易事。“巴蜀之斗、成渝之爭”，綿延千年。當下它們爭奪的是區域經濟中心的“老大”地位。有此地位，可享受更多國家政策資源。“四川現在往德陽、陜西走，我們在往下江、湖北發展，越走越遠，背道而馳。”李勇對“西三角”的聚合不力，憂心忡忡。2008年，一個關于成渝兩地如何合作的論壇上，他發表演講稱：成都不要做大的城市物流，重慶也不要，把物流基礎設施共同布局在遂寧——渝遂高速路剛好在成渝之間的中間，離重慶一個小時，離成都一個小時。遂寧可以成為“成渝第三城”。李勇想藉此讓重慶和成都的手拉在一起 ，不料，兩面不討好，“成都人也罵，重慶人也罵。”

　　在廖元和看來，重慶固然開啟了國家經濟結構戰略調整的序幕，不過“并沒有完全執行，更不是高潮”。

　　重慶，這艘內河的巨輪，雖已徐徐啟航，前路卻也依然漫長。

　　(本刊記者馬吉英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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