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劍文認為，如果不構成偷稅罪的話，宗慶后也很可能構成稅收征管法第64條第2款規定的“不進行納稅申報，不繳或者少繳稅款的行為”。

　　“這種行為的行政責任(罰款幅度)與偷稅一樣，但對這種稅收違法行為不能追究其刑事責任。”劉劍文說，“不過，這一稅收違法行為是2001年稅收征管法修訂才新規定的。”

　　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專家鄔明安教授表示，1997年刑法修改時曾考慮過加入“不申報納稅罪”的罪名，但后因考慮到可能造成“法不責眾”而沒有加入，但增加了現在刑法201條偷稅罪中的第三項要件。“總的來說，刑法為偷稅罪設置的門檻還是比較高的”。

　　劉劍文表示，目前稅收征管法中存在的缺憾也增加了宗慶后案的難度。稅收征管法中曾有“漏稅”的界定，但2001年修訂時取消了這一界定。偷稅違法行為和偷稅罪都強調主觀故意，從而導致了正常繳納稅款和故意偷稅之間缺乏過渡，執法機關也常常因此陷入兩難。

　　急補2億元稅款能救宗慶后嗎？

　　有報道披露，宗慶后緊急補繳了2億多元稅款，使其應繳而未繳的稅款只余數百萬元。那么究竟應按3億元追究宗慶后的責任，還是僅按幾百萬元追究其責任呢？據悉目前調查機關就這一點也未定論。

　　劉劍文認為，如果在查明事實、足以認定其行為構成偷稅罪的情況下，宗慶后的補稅行為并不影響其罪與非罪的認定。由于偷稅罪是結果犯，其行為造成“不繳或少繳稅款達到法定標準”，其犯罪既遂。根據刑法理論，在其犯罪既遂后，采取措施恢復原狀或賠償損害的行為，并不能認為是犯罪的未遂或中止。但是補繳2億多稅款減輕了由其犯罪行為對稅收征管秩序所造成的危害結果，可以在量刑時予以區別對待，給予一定的減輕處罰。

　　“從性質上看，立案前補繳稅款屬于事后的悔過行為，并不影響對案件性質的定性，還是應當按照此前的未繳或少繳稅款予以確認。”施政文也表示。

　　北京大學法學院行政法專家湛中樂教授則認為，稅務機關也面臨著兩難。如果不移送此案，輿論可能認為稅務機關忌于宗慶后的個人身份與地位而“放一馬”；如果移送此案，稅務機關又可能招致“總拿民營企業開刀”的詬病。

　　“某種程度上說，目前宗慶后案的處理，反而更加考驗稅務機關的智慧。”湛中樂說。

　　劉劍文提醒說，宗慶后稅案中不能忽視的還有達能應當承擔的責任。

　　按照達能與宗慶后達成的協議，宗慶后對自己的收入要“負責在中國及其他地區的任何種類的稅款、收費或征費”。劉劍文認為，這一協議沒有實際意義，因為依照稅收法定主義，納稅義務僅在稅法所規定的稅收構成要件滿足時成立，與個人的意思表示無關。

　　“無論其雙方合同如何約定，達能作為宗慶后所得的支付者，依照個人所得稅法和稅收征管法,都負有依法代為扣繳稅款的義務。不履行就要承擔相應法律義務。”劉劍文說，“但達能集團未履行扣繳義務，宗慶后并不因此而免除其納稅義務，他應當通過納稅申報繳納此部分稅款。”

　　稅法風險中的企業家

　　“此案涉案金額巨大，社會影響也很大，我認為處理此案還是應當遵循寬嚴相濟的原則，既要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又要維護企業家作為納稅人的一些基本權利，以更好地發揮其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劉劍文認為。

　　宗慶后稅案折射出中國的企業家們正在面臨越來越多的稅法風險。所謂稅法風險，即在稅法實施過程中，由于行為人實施的涉稅行為的非規范性而導致不利稅法后果發生的可能性。

　　“從宗慶后涉稅事件來看，企業家在經營過程中，尤其應當重視在合同簽訂過程中涉稅安排的稅法風險、納稅義務不履行的稅法風險、未履行相應的協力義務的稅法風險等。”劉劍文說。

　　關于宗慶后把自己境外所得直接匯入妻子女兒及朋友賬戶的做法，是否也構成避稅行為的疑問，劉劍文認為，就當前而言，稅務機關并不會因為某一賬戶匯入款項而認定該賬戶的持有人取得相應的所得。我國并未要求個人進行稅務登記，也未強制要求個人所有收支必須經過個人的基本賬戶，實踐中個人可以開立多個賬戶，而匯入該個人賬戶的款項也未必為該個人的所得。

　　“將其所得匯入他人賬戶的行為，實際上是將個人財產進行了轉移和隱匿，這對稅收征管秩序會造成一定的損害。”劉劍文認為，“如何加強個人財產的監管，實現銀行與稅務機關的協作，應當是未來個稅征管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

　　湛中樂教授認為，企業家們應該從宗慶后案件中吸取教訓，增強納稅意識和稅法風險防范意識。現在相當一部分企業家們已經對合同法等私法給予越來越多的重視，但公法領域的關注度仍有待提高。

　　“企業家不僅要關注私法，還要重視公法，因為某種程度上公法可以影響私法契約的效力。”湛中樂表示。

　　劉劍文建議說，隨著稅法體系的完善，其技術性的加強是不可避免的趨勢。為保證企業家遵從稅法，避免稅法風險的產生，企業家應當就不熟悉或不了解的涉稅事項，向稅務代理等中介機構進行咨詢。就這方面而言，國家加強稅收中介機構的建設也是企業家防范稅法風險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