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土地要素市場

　　王飛欣至今仍不同意把北海稱作“經濟泡沫的博物館”。他堅持認為“開發之后再補足土地轉讓金”的政策設計,帶動了“北海奇跡”。王飛欣也承認,如果一開始就按“交齊土地轉讓金才能拿地”的方式運作,那些皮包公司根本就搞不起來。“但不那樣設計,誰又有興趣把寶貴的資金砸到西南海隅的這座小城呢?”

　　其實,其他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在開發初期也是遵循這個路子。一般人以為特區就是對外開放,首先吸引外資。實際上從特區發展的過程來看,首先是要建好一個環境,都是先內聯后外聯,深圳、上海浦東莫不如此。”

　　王飛欣說：“深圳也好、浦東也好,一開始高樓大廈都是部委、地方投的錢,如果中國人都不愿意去,外國人為什么去?環境好了之后外資才會來,因為外資風險意識更強。”

　　1991年、1992年,正值新一輪改革啟動前期,當時沿海幾個開放城市,都在談論城市建設資金從哪里來。深圳的李灝也在發愁。“我給北海出的主意就是錢在腳下,錢就在土地上。”

　　王飛欣認為,北海是中國經濟周期性的一個犧牲品。“改革存在起落周期,深圳也有過三起兩落,海南也有兩個周期。1985年、1990年兩次調控,深圳挺過來,幸運地走到了第三起,它就發展起來了。”

　　按照王飛欣的說法,1993年,北海正在簽約的大型工業項目有好幾個,已經在申請立項的也有好幾個項目。如果北海有時間補足產業基礎這一課,加上如此好的宜居條件,完全可能把泡沫變成現實。

　　王飛欣總結說,“北海實驗最大的實際意義在于,從那以后全國城市都學會了‘經營城市’。”

　　“要想讓一個東西不浪費,就要賦予它價值。就好比當年農村包產到戶,讓農民珍惜勞動力、珍惜土地,驚人的生產力馬上就解放出來了;北海土地開發之后,各地方政府都看到了土地的價值。”

　　王飛欣認為,包產到戶和土地制度改革是改革開放進程中推進最順利的兩項改革措施。“土地要素市場改革,中央一個推動性的文件都沒有發,可是一夜之間,全國如火如荼;大家都知道了,土地有價值,就有了節約,有了效率。”

　　他將北海的試驗定義為“第二階段改革開放的標志”。“向市場經濟轉型,第一個階段是放開普通商品市場;第二個階段就是放開要素市場。“北海對土地要素市場的實驗,是對計劃經濟的大膽突破。北海土地成片開發,實際上與滬深股市建立一起,成為中國第二階段改革的標志。”

　　誰來關上潘多拉的盒子

　　可是,土地要素市場的發育在提高了土地使用效率的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社會公正問題。

　　要素市場不同于普通商品市場,盡管生產要素與每個人的生活都緊密相關,但這種關系并不像普通商品與人的關系那樣顯而易見。誰倒賣一車鋼筋,誰拿走了國有工廠里的設備,都是可見的不公正,要監督要素市場開放中出現的不公正行為卻非常困難。

　　由于王飛欣等政策設計者本人的利益亦在其中,采訪過程中,他們面對土地要素市場改革中出現的不公正,總是顧左右而言他。實際上,要素市場的開放,必然形成更復雜的利益關系。1992年8月,剛剛啟動的深圳股市股票發行中,就出現了工作人員私分新股申購抽簽表的“集體貪污案”。該市金融系統工作人員內部截流私買抽簽表十萬多張,導致44%的抽簽表流失,涉案工作人員4180人。

　　原深圳市委書記李灝也向本刊講述了深圳市嚴查公務人員利用職權購買企業原始股的故事。

　　深發展1987年股票公開發售時,80萬公眾股賣不出去,曾經到機關推銷,當時為了支持深發展,市政府規定公務員可買200股,1990年,面值20元的深發展股票炒到每股132元,一時謠言滿天飛。

　　“香港報紙說我買股票賺了450萬,交了150萬黨費,搞得我有口難辯。后來一清查,才知道家里子女集資買了200股。這事還驚動了中央,派調查組來調查,李鵬同志親自給我打電話,說傳你有多少多少股票。”

　　事后,李灝找到深圳人民銀行行長,要他把手里有深發展原始股的處長以上干部的名單開出來。“一查,市委常委、副市長里面只有我、秦文竣還有警備區政委三個人沒有買。我在市委常委會上講,我們搞證券市場,不要從中得到什么好處,我們要堅守這條。大家把股票都交出來吧。”

　　后來,深圳市發了一個通知,處級干部不能買股票,我對他們做工作說,“我們自己得失是次要的,關鍵要保住證券市場,要面對現實,不能因為這個被關了。”

　　今天的北海,仍在試圖再度盤活沉寂的土地與樓市,似乎除了這個顯而易見的要素,北海沒有其他抓手。但是最顯而易見的往往也就是最難以把握的,北海如是,海南亦如是。當只是基礎要素的土地成為經濟主宰,制度建設和市場開拓暫付闕如,面臨比計劃經濟條件下復雜得多的利益格局和群體訴求,經濟發展的短命也就可想而知了。“北海泡沫”的破滅告訴人們的也許是,只憑熱情和機巧發展經濟,沒有相應的制度保障,無論多么熱鬧的經濟奇跡,最終都將化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