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東方周刊》特約撰稿李崢/北京報道

　　北海“沉沒”了,“經營城市”概念卻浮出了水面

　　“治理北海泡沫,要掉幾顆腦袋!”1994年,朱基總理以他的個性化語言,為北海20世紀90年代初的土地開發熱畫上句號。

　　因為遭遇那場史上最嚴肅的宏觀調控,身處西南一隅的廣西北海暴得大名。這個14個沿海開放城市中最不顯眼的一個,引來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和資本,指點出一個“北海奇跡”,或者叫“北海泡沫”。

　　16年光陰,足以讓人的思想煥然一新,北海那一場喧囂,到底是只留下一個“泡沫經濟的博物館”，還是首開風氣,從土地市場入手,拉開了中國要素市場改革的序幕?當年“北海泡沫”的主要策劃人、原國家發改委試點司對外開放處處長王飛欣對北海特區的成敗有一番評判。

　　“北海的金鑰匙是土地”

　　1991年底,時任國家體改委對外開放處處長的王飛欣,由東北至西南沿海岸線對14座沿海開放城市進行考察,北海是最后一站。第一次踏上北海土地的王飛欣,看到的只是北海與沿海開放城市稱號的不協調。當時的北海只有三四 家“外資企業”,還都在以“出口轉內銷”的模式運行。這些中資在香港的窗口企業,只能算得上是些“偽外資”。

　　在國家審批的14個沿海開放城市中,北海規模最小。城市人口僅10多萬,占地面積也只有十幾平方公里。王飛欣對本刊回憶,當年批準北海為對外開放城市,中央文件上還有一個括弧,內寫“含防城”,足見北海市分量之輕,必須再加上另一個城市。“北海被列入14分之一,主要還是體現了中央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照顧。”

　　北海的天然劣勢也讓當地政府頭痛不已，總覺得缺少一個切入點,讓北海飛起來。王飛欣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遇見了任玉嶺。這個口才極佳的北京人,當時掛職北海市副市長。

　　任玉嶺更具浪漫情懷,離開北海多年以后,他寫下了《我愛北海》一書,書里充滿了對北海情感充沛的描述。氣候多么宜居,土地多么平坦富饒。但這一切,在王飛欣看來,都對北海的經濟開發意義不大。

　　任玉嶺告訴本刊,與王飛欣見面前,北海市也邀請過幾輪專家來出主意,“大家縱觀幾大要素市場,發現人力、技術、資金,北海均無優勢。唯一的可能性是作為大西南的出海口,充當連接內地與東南亞的橋梁。”

　　王飛欣則向任玉嶺直陳,這種可能很難實現。北海雖是大西南的出海口,面向東南亞,但西南地區并沒有外向型經濟,王飛欣告訴《望東方周刊》記者,就是到現在,這個區位優勢實際上仍然沒有作用,將來也不會突出,只能當成一個概念。“在資本家眼里,概念不值錢。”

　　政策出海口

　　“北海真正值錢的,是體制上的位勢差,也就是政策上的特殊性。”王飛欣幫助北海找到了他們視而不見的機遇:在14個沿海開放城市中,北海的政策相對特殊。別的開放城市,比如廣州,享受政策優惠的開發區僅有1平方公里;北海則是全市享受特區政策,正是因為北海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太不重要了,所以允許它全市都對外資開放,全市都是開發區。這是北海最特殊的地方,是“北海現象”也好,“北海泡沫”也好,最終得以形成的政策根源。

　　“北海唯一的優勢是這一大塊土地。開放城市的附加價值怎樣放在土地上,是北海發展的關鍵。”王飛欣提出了一個具體的建議,搞土地成片開發。土地成片開發不是北海的專利。當時,海南洋浦、天津、廈門都在嘗試,但都是經驗豐富的外資在做。王飛欣大膽提出,既然外資一時還瞧不上北海,能不能讓中國人自己來做,就在這兒,在北海,允許內資也搞土地成片開發，就以土地要素市場吸引別的要素投進北海。

　　王飛欣、任玉嶺的設想是,如果北海開這樣一個口子,西南地區,甚至全國內地城市就能在這里打開一個窗口。

　　大家都想在開放城市搞個窗口,掙點活錢的想法,果真被他們猜中。各內陸省份,尤其是西南各省,對北海出臺的土地成片開發政策非常熱心。小平南巡之后,北海馬上公布了允許內地資金來北海成片開發土地的政策,“霎時間北海變成了萬眾向往的自由世界。”

　　王飛欣介紹說,“你們已經很難理解,在舊體制下,每個人都被定格在一個坐標上,基本上不允許個人開拓事業,那時候大家多想要一個施展才能的空間,你們是想象不到的。”而北海的低門檻,真正給了那些躍躍欲試的內地創業者一個機會。

　　后來的事實證明,北海這個出海口不是物質的出海口,而是變成了一個政策的窗口。

　　一邊設計政策,一邊自己動手

　　就連土地成片開發政策的主要設計者王飛欣,也自己上陣搞開發,成了在北海搞土地成片開發的第一批人。正是這一點,讓北海的改革遭遇了最多的質疑。

　　第一個與負責北海招商引資的副市長任玉嶺簽土地開發合同的人,就是當初制定北海土地開發政策參與者之一馬小林。馬小林代表一家民營公司“四維集團”與北海市政府簽約,這家公司在北京注冊,資金來源和公司實力都不甚明了,卻搞成了北海第一個土地成片開發,總面積達到將近3平方公里。

　　王飛欣自己參與的“鄉鎮企業城”更是后來居上,這個鄉鎮企業城首批規劃就達5平方公里。當土地出讓方案擺在北海市委書記王慶錄辦公桌上時,他提筆批示:“此事事關重大,宜抓緊抓緊再抓緊。”

　　“事關重大”,不是要謹慎從事,反而要“抓緊抓緊再抓緊”，地方官員當時的急迫心情可想而知。

　　王飛欣身為國家公務員,他哪里來的錢去搞這個土地成片開發呢?15年后,王飛欣向本刊記者解釋說,合同雖是他簽的名,但他是代別人簽的。“我在海南的時候,認識了一個人,他名下有一個名義上的國有公司,他委托王飛欣處理這家公司在北海的事務。”就這樣,王飛欣代表這家公司與北海市政府簽下了占地面積5平方公里的“北海鄉鎮企業城”成片開發合同。

　　王飛欣說,他簽下那塊土地的時候,什么價格、承諾都沒有談,只是說負責5平方公里的開發,就大膽寫了個25億的引資總額。

　　甚至他和馬小林簽下的北海最初的兩個土地成片開發項目，連協議書都是市政府方面任玉嶺起草的。“這豈不是意味著甲方、乙方的立場高度一致,有這樣做生意的嗎?誰來照管北海國有土地的利益?”

　　王飛欣解釋說,給予土地成片開發者很多優惠,并不等于無償交出土地。“當時,土地只是名義上給開發商,開發后還是需要拿錢出來買的,簽訂正式土地出讓協定的時候,最終也要按市場取向來定價。

　　土地市場“擊鼓傳花”

　　“當時的地方政府,確實思想解放。一開始,人們還比較純樸，一年以后就學壞了。”王飛欣永遠記得,在1992年到1993年之間,北海市的世態人心是怎樣在熱炒土地的狂潮中驟然改變的。

　　“最開始搞開發區,大家強調的是共同的利益。鄉鎮的書記、生產隊長進來一起開會,褲子是卷起來的,腿上還有泥,蹲在椅子上。一年后,我們‘鄉鎮企業城’開工典禮,生產隊長是西裝革履,開著凌志來的。這個隊長,剛開始動員農民拆遷的時候,還不知道擴音喇叭哪邊沖里,哪邊沖外。北海純樸的民風漸漸改變了。”

　　王飛欣簽了合同,需要丈量土地的時候,就感到了新的障礙。他最后了解到,有一家公司,為了圖快,給具體承辦的機關一人配了一輛摩托車。于是,再找他們辦事,如果不給好處,速度就慢了下來了。

　　當然,比起王飛欣的收獲來,這些小困難不值一提。成片開發公司幾乎無償地拿到土地之后就開始招商了,內地的一些企業紛紛響應。“海南的企業已經受過熏陶,成了這一輪北海炒地運動中的領頭羊,立刻在海南企業中掀起了北海熱,也帶動了其他地區企業奔向北海的滾滾浪潮。”

　　這些下家,從成片開發土地的“鄉鎮企業城”、“現代企業城”等“上家”手里拿地,大多數也只用先交預定金,預定金只是土地轉讓金的5%左右,所以,早到的炒家雖然不像第一批簽合同的王飛欣他們那樣無本萬利,但仍有利可圖,可以繼續把土地轉賣給后來者賺取差價。

　　“往往是,拿到幾千平方米的公司,又分割成幾百平方米的小地塊,再給別人,收取更高比例的轉讓費。北海就以這樣的方式,一下子搞了十幾個開發區。”這樣的擊鼓傳花,一直持續到宏觀調控驟然降臨。

　　大量國有銀行資金被違規拆借,面臨流失危險,導致監管當局痛下決心,調控北海“土地泡沫”。1993年4月28日,北海所有企業的大額資金拆借被凍結,所有參與北海房地產開發的銀行被勒令限期收回所有貸款。資金鏈突然斷裂,北海突然被冷凍。不到半年的時間里,北海人去城空,喧囂了8個月的30平方公里北海新城突然安靜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