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許德音　

    當批評家們指責上海沒能留住馬云的時候，又有幾個意識到這里曾經是馬云迭出的地方？成就老上海的其實正是來自全世界的“冒險家”們，或者用現在的話說，是創業家們。今天的上海該如何才能找回冒險家們失落的樂園？

　　曾經的“冒險家樂園”

　　最近看到一位原籍廣東的上海市政協常委的高論，網絡上概括為：上海缺乏冒險精神，所以出不了馬云。

　　這些評論，在我這個真正的上海人聽來，既有切膚之痛的感觸，又有覺得不著邊際的無奈。我十分自我主義而又“政治不正確”地把“真正的上海人”定義為會講上海話，而又從父祖輩那里聽說過關于上海昔日榮耀的那一代。

　　會說上海話，因為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沒有上海話，也就不會有所謂的上海文化。很難想象一個不講上海話的城市會和中國的其他城市有什么不同，會有什么競爭特色。所以我聽到老同學的孩子說不好上海話就搖頭，看到上海人以互相之間說普通話為時髦就覺得奇怪。

　　從父祖輩那里聽說過上海的故事，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在精神上把我們連結在一起。我們這一代，以及我們的后代，需要這樣的教育來保持我們的自豪感，來激發我們可能有幸從父祖輩那里遺傳來的奮斗精神。

　　過去幾十年，上海缺少激動人心的成就能夠令我們保持自信，而我們父祖輩的遺產，從物質到精神，都被我們坐吃山空——雖然這不能完全責怪我們自己。更要命的是，時間久了，謊言多了，讓我們還以為上海從來都是一個醉生夢死的虛無之地。

　　一直以來，上海總是和一句臭名昭著的評語聯系在一起：“冒險家的樂園”，并且因此觸發幾代人的民族情緒和痛苦回憶：吳淞和上海的失陷，南京/虎門條約的簽訂，外國租界的建立，海關權益的喪失，等等。然而事實上，這些事件本身并沒有成就上海。成就上海的其實正是來自全世界的“冒險家”們。他們中的許多人確實是白手起家，靠著自己的冒險精神和聰明才智，利用了上海這個當時全中國法制最完善、游戲規則最清晰的風水寶地，奠定了自己的事業，也奠定了這座城市的輝煌。今天我們有一個比“冒險”更好的詞可以適用于他們：創業精神。

　　在我這個企業管理教授的眼里，是這些早期國際“冒險家”們的成功產生了“示范效應”(demonstrationeffect)和“溢出效應”(spillovereffect)，使得鄰近地區以至全中國的資本和人才向上海集中。歷次的戰亂，從太平天國、八國聯軍，一直到軍閥混戰和國共內戰，更增加了上海的吸引力。帶著闖勁的新移民，以及他們受到更好教育、具有更國際化視野的下一代，共同使得20世紀前期的上海成為中國歷史上創業成就最多最大的地方。

　　我在國內看到的關于上海歷史的描述，無不強調上海是中國近現代民族工業的發源地和展示場，但人們卻很少能夠從更微觀的層面，看到上海有著無數個創業者奮斗成功的企業故事。

　　如今，職員文化當道

　　最近十幾年上海在物質上的繁榮，反而讓我們更加忘記了這段歷史。多少上海人在津津樂道這些表面的成就，卻不知道我們已經不知不覺地丟失了這座城市最寶貴的精神遺產。因為這些成就太過依賴外來的資金和技術：已經功成名就的大公司——其中有些正是從上海走向世界的——在這里建立了地區總部。

　　這些早已經官僚主義化的大企業讓我們上海文化中的一些被過分渲染的方面——職員文化、敬業主義——重新有了用武之地。但是它們未能帶來過去曾經帶來過，而且被老上海人視為英雄楷模的冒險家，以及他們的創業精神——不是因為世界上沒有了冒險家，而是因為幾十年的歷史斷層局限了我們的眼界，讓我們忘記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以至于今天的上海被譏為缺乏冒險精神的城市。實際上，當批評家們指責上海沒能留住馬云的時候，又有幾個意識到這里曾經是馬云迭出的地方。

　　最近的物質成就還被歸功于上海一度的“強勢政府”，雖然現在可能沒有人喜歡承擔這種名聲。強勢的政府，自然是相對于弱勢的市民。2003年2月的一天，我從北京趕回上海，為的是阻止拆遷公司強行進入北外灘我老家已有近百年歷史的石庫門房子。在被對方嘲笑諷刺了半天之后，我這個北京大學教授只能用相機拍下老宅的最后容貌——以便今后在向我的一對子女講述我的故事時，可以給他們增加一些感性認識——然后黯然折回機場。

　　我知道以我的微薄之力，根本無力阻擋這座城市的步伐。無數個與1930年代文化精英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老建筑，已經或者將要被高樓大廈所取代。在全中國都在贊揚上海行政效率高、治安完善的時候，卻很少有人——除了幾個為數不多的產權和制度經濟學家——認識到對產權的尊重和保護是創業活動最好的催化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