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改革，頗讓人想起幾年前的那場深圳行政三分改革。2003年初深圳市對外宣布，將進行行政三分為基礎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引起海內外極大關注。

　　深圳市長許宗衡自信地對外宣布：深圳“大部制”早就開始了。在深圳，廣播電視新聞出版、版權局、報業統統都在文化局這樣一個綜合的范疇，工業和貿易統籌在貿易工業局，港口、機場、鐵路和陸路運輸則統籌在交通局。與許多地區相比，其政府體制與市場社會更為接近。

　　如果不出意外，隨之而來的必然是一場政府機構的大規模撤并。中央沒有對地方政府的大部制改革提出明確跟進的時間表，地方在跟進改革時也要考慮地方情況。廣東是改革開放的排頭兵，更應該在這方面作出表率和有益探索。比如說，廣東的外來工數量龐大，在推行人事部門勞動與社會保障部門合并時，是不是也應該遵循舊例考慮這種省情呢?如果要考慮這種省情，在省級改革方案中進行調整，又要探索建立怎樣的合理機制，以協調二部門關系，并破解橫亙在行政部門、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工和私營部門雇員之間不平等的工資、福利體制呢?

　　“大部制”凝聚了“廣東智慧”，這是廣東的驕傲。但是，廣東還要繼續通過政府改革提高行政效率，為科學發展破解難題。例如，改革開放之前，廣東只有8個地級行政單位，現在卻有21個地級市；過去的鎮級單位，人口都很少，現在很多鎮人口卻多達幾十萬，面對這些難題，廣東要怎樣作進一步調整以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又如，“大金融”沒有建立的情況下，廣東要怎樣大膽試驗，使金融更好地為廣東發展服務?最后，廣東又要怎樣以史為鑒，在跟進改革時，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會這個平臺的作用，并發動全社會力量共同參與方案的制定與討論呢?

　　大部制改革應讓社會參與討論制定

　　記者:這次改革，很容易讓人想起幾年前深圳的那次“行政三分”。當時，深圳的改革方案是在保密的情況下制訂，經過一段時間爭議后，在抗擊非典的形勢下逐漸沉寂。今次改革方案的制訂，與之如出一轍。這對我們有何經驗教訓?

　　郭巍青:大部制改革其實是政府自己動手改自己。政府的本意是在保密的情況下制定改革方案，以避免部門震蕩和情緒干擾。政府自己動手對自己改革，其動力自上而下，缺乏外部的動力機制。這也是我國改革的一個特點。我認為，這樣的改革有必要放在人大的平臺上來制定，讓社會共同參與。

　　現有的方案由于是在保密情況下制定的，其本身肯定會有許多考慮不充分的地方。由于事先未經充分討論，問題沒有得到充分暴露，只有等到實施的時候問題浮出水面，才能得到調整和解決。

　　記者:現在，大家對大部制改革期望很高，把服務型政府、改善民生、加強公共服務等希望寄予其上。對此，要如何看待?

　　郭巍青:從政府的改革理念上來說，確實是如此。比如說，新成立了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長期以來，政府一直是將住房問題視為一個經濟建設的問題，而不是一項社會服務，現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的組建是強調社會政策的概念，重在突出服務型政府。據我所知，在歐洲很多國家都有這么一個部門。

　　又如，長期以來，在我國，行政部門、事業單位以及國有企業中高層員工與單位之間的勞動關系，由人事部門管理，享有較高的工資和福利待遇，而大量私營企業員工的勞動關系、福利保障由勞動部門管理。計劃與市場兩張皮，造成了事實上的二元分割與不平等。還如，在成人教育方面，人事部門和勞動部門都有所涉及，雙方扯皮的事情不時發生。如果改由一個部來統籌，確實將有助于使這種國民在身份上的人為分裂，重新統一起來，有助于一個公民社會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