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在金融街附近方苑酒樓做服務員的王海平的工資又漲了150元。對此，王海平很感謝金融街街道的工會，因為工資就是工會跟老板談好以后才漲的。

　　作為北京市總工會、勞動保障局以及北京企業聯合會共同推動工資集體協商的試點區，北京市西城區金融街街道工會2005年簽訂了第一批工資集體協商合同。

　　近日，記者在金融街街道的企業和工會實地調查后發現，簽訂工資集體協商合同后，區域性工資水平平均每年增長10%。但在這十個百分點的背后，也有諸多難處和困惑。

　　“小工會”促成漲工資

　　王海平今年22歲，來自河南信陽的農村。2005年高中剛畢業后，在老鄉的攛掇下，她來到了北京，在金融街附近的方苑酒樓做服務員。“家里一共不到兩畝地，我爹媽在家里都能干了。”王海平一邊低頭收拾屋子，一邊向記者介紹家里的情況。

　　“我剛來的時候,每個月工資包吃包住才600元。后來街道到我們酒樓建了一個工會小組，讓大家都加入工會，每年還跟企業簽訂集體合同。今年漲150元工資就是工會跟老板談好以后才漲的。”

　　“酒樓一共有23名員工，2006年金融街街道工會在酒樓里建立了工會小組，23名員工都加入了工會。”方苑酒樓的工會小組負責人李梅說，每年金融街開職代會的時候，她都要代表酒樓的工會小組參加。

　　2007年金融街職代會后確定了區域內最低工資為750元，酒樓的老板和西城區工會非公企業聯合會金融街分會簽訂了工資集體協商合同。由于今年春節前后酒樓生意很好，在工會小組和老板協商后，老板又給每個員工加了150元的效益工資。

　　區域工資每年增長10%

　　對于西城區金融街街道工會主席胡樹德來說，方苑酒樓只是一個成功案例，在推進工資集體協商過程中，他還有大量工作要做。從三月份開始，他所在的工會又開始核查企業落實監督集體合同和工資集體協商的情況。

　　談起工資集體協商機制，胡樹德說，2003年，北京市總工會、勞動保障局以及企業聯合會三家在西城區開始試點工資集體協商機制。金融街街道在2005年開始簽訂第一批工資集體協商合同。

　　“工資集體協商就是工會組織和企業方進行協商，定出員工的最低工資和增長幅度。”胡樹德向記者展示了一份《金融街地區非公有制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協議書》，其中第二條規定，企業根據北京公布的工資指導線等因素，確定職工年平均工資水平和工資總額的調整幅度。“在職工平均工資**元的基礎上，本年度職工平均工資增長率為**%。”

　　“每個有工會的非公企業都要簽訂這個協議，不同企業的最低工資和增長率也不盡相同。不過，在效益增加前提下，工資增長率基本都保證在了10%以上。”胡樹德說。

　　對于一些25人以下的企業，由于不具備建立工會的法定人數，企業內部的工會小組將和其他企業聯合起來，組成工會非公企業聯合會，由聯合會和企業簽訂協議書。王海平所在的方苑酒樓便屬于此種情況。

　　非公企業建工會費周折

　　根據《工資集體協商辦法(試行)》，各級工會組織是和企業進行工資協商的主體。

　　“1999年前，金融街只有5個工會，全部都是機關、事業單位的，沒有一家非公企業有工會。”胡樹德說，街道工會開展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在廣大非公企業里建立工會組織。

　　然而，就是這第一步，卻邁得并不輕松。

　　2003年，在西城區工會的部署下，金融街街道開始在非公企業內建立工會組織，并專門組建了4個社區工會辦公室。

　　這一年，53歲的趙淑云從北京建材集團總公司墻體材料公司黨辦退休。因為熟悉黨務工作，趙淑云被社區居委會推薦成為了街道的4名工會助理員之一。“我們4個人分別負責一片社區，任務就是在那些沒有工會的企業里建立工會組織。”趙淑云說。

　　當年，趙淑云像“掃街式銷售”一樣，天天在社區內挨門挨戶地跑。“金融街的商務大廈特別多，我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進入大廈中去。”趙淑云回憶為一家金融網絡公司“建會”情況時說。

　　趙淑云要過的第一關是說服保安，告訴對方自己是街道工會助理員，為大廈里的企業建立工會。在保安狐疑的目光下，趙淑云“鎮定地”進入電梯，并來到了位于大廈最高層的那家網絡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