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接過來的包袱

　　包括劉正蓉在內，這個巨大的債務包袱是許多人當初并沒有想到的。

　　在2001年之前，中國義務教育的投資主體是以鄉鎮政府為主。當時對于大量興建校舍可能帶來的巨額債務，學校和鄉鎮政府并非沒有意識到。但是他們覺得償還這些債務不是問題，因為他們那時候還有一棵 “搖錢樹”——農村附加教育費。

　　農村附加教育費 (按照農民個人年均收入的3%標準收取，以人頭為單位)這筆收入是非�？捎^的，僅上世紀九十年代當陽市每年的農民附加教育費收入就可達幾千萬元之多�！霸偌由舷蜣r民集資的一部分資金，很大程度上保證了‘普九’校園建設的需要。”季彬說。

　　但是沒有料到的是，這個 “搖錢樹”不久后就倒掉了。隨著中央政府全面減輕農民負擔政策的出臺，農民附加教育費于2002年被廢止，雪上加霜的是向農民集資也隨之被中央政府叫停。

　　沒有了這兩筆資金支持，校舍建設很快陷入了僵局。困難之下，“普九”校舍的建設資金更多的只能依靠拖欠工程款、向學生借貸 (一個學生200元)、向老師借貸來自給，這3筆欠款成為后來“普九”欠債的主體。但比較之前的農民附加教育費和農民集資，這些收入并不能還清巨額的債務。

　　資金的來源成了難題，而此時支出卻并未減少。除了新的建設項目的投入，老的項目的維修也成為一個“銷金窟”。當陽市教育局副局長周民解釋說，當陽市1994年3月份向湖北省提出“普九”工作的驗收申請，其實此時全部校舍并未建設完成�！斑@導致校舍建設倉促、校舍簡陋，為之后的大面積維修、擴建埋下了伏筆。”

　　舊的債務沒有及時償還，而且伴隨著新的建設，債務不斷膨脹，成了“滾雪球”式的累積。

　　政策轉機出現在2001年，當年中央對義務教育管理體制作出調整，實行在國務院領導下，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體制。中央和省級人民政府要通過轉移支付，加大對貧困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義務教育的扶持力度，并將本地農村義務教育的責任明確到了縣級政府，這也就意味著市縣政府是“普九”債務還債的責任主體。

　　第二年，當陽市政府對全市114所中小學校施行債務清理鎖定，并將中小學債務從學校剝離出來，由市教育局、財政局代表市政府接管債務，并與債權人重新簽訂償還合同。制定了分6年償債的方案，截至到2008年8月還完全部債務。

　　這讓劉正蓉解脫了出來。她眼下過得比較輕松，曬太陽不用擔心會有債主上門討債，在她手中一份名為《當陽市中小學債務償還合同》中，記者看到債務單位已由原來的河溶小學，轉變為了現在的債務單位——當陽市教育局、當陽市財政局。其中規定學校所欠債務，從2003年8月開始分期償還，至2008年8月全部償還完畢。

　　同時解脫出來的還有周華平。他是當時河溶小學籃球場的施工負責人，也是曾經的堵門、封廁所事件的參與者。他為自己以前的行為解釋說：“以前河溶小學欠我5萬多元無法償還，被逼無奈出此下策�！闭�府于去年分兩次支付給他5萬元欠款。

　　從2007年起，中國將用3年左右的時間，基本完成全國農村義務教育“普九”債務的化解工作。同時，建立起制止發生新債務的長效機制。去年為支持地方化解農村義務教育“普九”債務，中央財政安排了專項補助資金60億元人民幣。到今、明兩年，這一數字還將增加。

　　而地方政府償還巨額債務的錢將來自地方財政，據當陽市財政局副局長熊元靜介紹，自2002年債務剝離開始，市財政局每年拿出500萬元用于償還“普九”欠債，這筆債務支出則直接從一般性財政預算中直接支取，以直接支付的方式劃入債權人的銀行卡中，每年的8月份是支付日期。今年就將全部支付完畢。

　　熊元靜強調說，當陽市財政承擔起的“普九”化債工作，并非局限于“普九”期間產生的債務，而是將之前所有階段的一切債務都承擔了起來，共計3000余萬元。

　　無債一身輕后，政府開始警惕出現新的債務。當陽市政府對今后的學校建設資格作了要求并提出了一系列認證體系。當陽市副市長魏雪蓮說，以前學校建設沒有準入門檻，一個協議一句話就可以施工，造成了很多隱患。未來則不會，如規定小學1000元、初中1萬元、高中5萬元以上的投資需上報市財政局、教育局審批，小學1萬元、初中2萬元、高中20萬元以上的項目需報市政府審批。凡是不按程序報批的，一律不安排資金，并不得列支。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