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匯領域改革須順勢而為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聶歐 宋怡青

　　改革深化加之全球性貨幣量化寬松，人民幣能否“挺得住”，成為業界關注焦點。

　　2015年的外匯領域改革，在中央政府工作報告中已有明確要求：保持人民幣匯率處于合理均衡水平，增強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穩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擴大人民幣國際使用，加快建設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完善人民幣全球清算服務體系，開展個人投資者境外投資試點，適時啟動“深港通”試點。

　　改革深化加之全球性的貨幣量化寬松，人民幣能否“挺得住”，成為了業界關注焦點。去年人民幣扭轉此前多時的升值趨勢，市場對人民幣會否就此進入貶值通道展開了熱烈討論。

　　此時的外匯改革，可謂“深水區”遇上了“急險灘”，可能面臨更大的機制、體制上的困難與挑戰——如何在人民幣匯率波動時防止大量套利；如何管理好巨額外匯儲備；如何從根本上做到既切實轉變外匯管理方式，又保證管理效率、把控企業經濟行為中的潛藏風險？

　　為此，《財經國家周刊》專訪中國人民銀行[微博]副行長、國家外管局局長易綱，他不但對人民幣匯率趨向均衡表示了信心，還給出了匯率改革須不急不躁、順勢而為的態度，并就當前“一帶一路”國家戰略之下的外儲投資新格局作出闡述。對于外管局自身“動手術”的問題，他同樣予以回應。

　　人民幣國際化須水到渠成

　　《財經國家周刊》：近來，人們對人民幣匯率可能進入貶值通道存在爭議，你有何看法？人民幣離匯率均衡還有多遠？有說法認為，當下不應再僅僅看重人民幣掛鉤美元的結果，不應再只關注這兩種貨幣匯率間的比較，而應更與時俱進地衡量人民幣匯率波動。你對此怎么看？

　　易綱：我認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穩步推進，市場供求已起到決定性作用，上下波動是完全正常的。

　　匯率是國家經濟、金融綜合情況的晴雨表之一，非常重要。最近，人民幣匯率走弱引發了貶值爭論。實際上，近年來人民幣匯率開始呈現出雙向浮動的特點，有貶有升，正逐漸走向均衡合理的狀態，且未來也將愈發趨向均衡，保持基本穩定。

　　最近一兩年，如果說美元是全球第一強貨幣，人民幣就是第二強貨幣。比如2014年，歐元、日元這兩大貨幣對美元的貶值幅度均超過10%，而人民幣市場交易價貶值僅2%左右。并且，與中國發展水平相接近的發展中國家貨幣相比，例如印度、俄羅斯、巴西、南非等金磚五國貨幣，人民幣是最穩定、最強勢的。當前，一些發展中國家出現了較為嚴重的資本外流，貶值幅度較大。

　　另一方面，近期的人民幣貶值主要是針對美元而言，但人民幣的名義有效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均是“一攬子匯率”。在這一點上，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均是走強的，即便未來出現較窄區間內的上下波動也實屬正常，不用過度解讀。我對人民幣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還是有信心的。

　　《財經國家周刊》：匯率改革是中國金融改革的重點之一。面對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現實，你對人民幣幣值穩定的信心主要來自何處？另外，今年的匯改有可能適時調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波幅2%嗎？人民幣國際化今年會有哪些實質性舉措？

　　易綱：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首先，中國經濟盡管進入了新常態，經濟增速由高速變為中高速，但全球范圍內仍然是比較快的。其次，匯率的關鍵在于國際收支，目前我國經常項目仍有較大順差，貿易出口規模仍大于進口，這是外匯市場的基本面。第三，過去幾年內，人民幣國際化加速，不僅國內企業在貿易、投資上用到人民幣，國際上諸多機構也更傾向于在資產配置上用到一部分人民幣，持有人民幣債券、股票等資產，全球范圍均對人民幣有一定需求。并且，中美等國的利差仍然較大，全球資本的趨利本質，也將使其長期對人民幣資產保持投資意愿。再者，從國際國內的機構、公民對其資產負債表的優化來看，從市場資金供求的實際情況來看，人民幣幣值也將保持基本穩定。

　　至于匯率改革，近兩年已有了實質性突破，匯率雙向波動已成為常態，沒有迫切調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2%浮動區間的必要性。

　　人民幣國際結算中心已經在全球廣泛分布，資本項目可兌換也在去年滬港通的基礎上一步步推開，有不少境外金融機構進駐中國銀行間市場和債券市場。目前還有部分國家和地區對簽署人民幣或本幣互換協議表示出意愿。今年，央行[微博]還將繼續開發人民幣跨境支付清算系統(CIPS)，繼續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但需要指出的是，人民幣國際化穩步推進，央行的態度是水到渠成。

　　仔細觀察CNY(人民幣在岸市場)和CNH(人民幣離岸市場)，以及人民幣現貨市場、遠期市場等，都可以發現它們長期以來已基本由市場活動來主導，具備較高的市場化程度。

　　因而，人民幣國際化更多的是市場自發行為——境內外個人、企業和金融機構愿意持有人民幣，央行樂見其成，且沒必要以行政力量來強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越是自然則越有效果，符合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一客觀規律。

　　外儲投資要與時俱進

　　《財經國家周刊》：目前，我國擁有近4萬多億美元的巨額外匯儲備。長期以來，市場上一直存在對其投資機制、投資效率的詬病，更有說法認為外儲投資存在負收益、不劃算等問題。當下，絲路基金的成立對外儲投資多元化給出了新的機遇和挑戰，你怎樣看待這一問題？

　　易綱：市場上存在一些對外儲投資的誤讀。

　　例如，有觀點認為整個外儲投資長期以來存在負收益，這是概念不清造成的錯誤。具體說來，我國目前民間與官方的境外投資資產6萬多億美元，境外對中國的投資資產4萬多億美元，存在大約2萬億美元的差額。其中，境外對中國的投資大部分是直接投資，尤其是企業行為，例如微軟[微博]、蘋果等企業在中國就有一整套投資規劃和體系，收益巨大。但是，中國對外投資更多在于二級市場，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上的收益，往往低于境外投資在中國所得的收益。

　　因而，前述負收益，是指境外機構對中投資和中國對外投資兩者中，前者的總收益有時高于后者的總收益，但就此說我國外儲投資為負收益，純屬誤讀。事實上正相反，我們的外儲收益并不低。

　　《財經國家周刊》：有說法稱，外儲投資美債不劃算，你如何看待這一觀點？與中投等其他投資機構相比，外儲投資的真實收益率是怎樣的？

　　易綱：首先必須明確，外儲投資須具備三個特性，即安全性、流動性和保值增值性，這是外儲投資的原則和出發點。

　　事實上，我們的外匯儲備收益率普遍高于被投資國通脹率，其經營管理達到了保值增值的目標，不存在虧損問題。

　　過去30多年來，美國國債始終處于牛市，漲幅明顯，這就使得我們投資美國國債的收益相當不錯，做到了保值增值，收益率遠高于被投資國通脹率，購買力不但未下降，還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有所提升。當前，國際油價、鐵礦石等大宗商品價格下跌，也為我們的購買力提升給出了較大空間。

　　主管外儲投資主要有兩個機構，一個是外管局，一個是中投公司，兩者的投資方式、渠道、標的等各不相同。

　　然而，比較投資收益率，應該將國內的商業銀行、保險公司、金融集團甚至央企、國企納入進來，以適度競爭來促進投資收益的不斷優化提高，因為只有相對完全的競爭市場才能給市場參與者帶來競爭壓力。

　　目前，工、農、中、建、交這五大國有商業銀行和招商銀行等股份制銀行，以及中信證券、社�；�金乃至中石化[微博]、中石油、華潤集團、港中旅等央企、國企，都擁有較大量的海外投資，相互之間也會有所比較。

　　最近，外管局就被《亞洲投資者》雜志評為亞太地區“2014年最佳央行投資者”和“2014年最佳中國投資者”，成為中國內地唯一獲得年度最佳機構投資者獎項的機構。

　　該獎項評語中稱，外管局管理著3.8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極其不易，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投資者，且正逐步多元化其資產組合，尤其近三年涵蓋了全球多種固定收益資產及房地產。外管局影響力巨大，在人員、流程及專業性方面均超過其同類機構，是維護國際金融穩定的重要力量。

　　接下去，我們還將在資產配置、投資組合、風險管理、投資專業性等方面進一步改善和提高。

　　《財經國家周刊》：外儲投資多元化提了很多年，外管局也做了不少有益嘗試，目前離真正的多元化還有多遠？眼下，絲路基金的成立，又對外儲投資提出哪些新要求？長期以來，外儲投資美元資產相對較多，會否因絲路基金的成立對外儲投資給出新的優先序列？

　　易綱：在我看來，外匯儲備投資多元化主要分為三個維度：

　　一是在幣種上的多元化，例如投資美元、歐元等；二是區域上的多元化，包括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美日歐和亞非拉國家；三是在資產上做到多元化，即不僅僅是投資債券，也要加大對流動性、回報率相對有保障的實體資產的投資。

　　多元化的主要目的是“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分散風險的同時盡量提高收益。在降低整體風險方面，我國外儲投資做得比較到位，且在整體收益、流動性等方面也具備較大優勢。

　　至于眼下絲路基金的成立，肯定會對外儲投資提出新要求、新挑戰。

　　過去，外儲主要盯住美國國債等安全性較高的資產，在區域上盡管做到了一定的多元化，但也主要投資于美國、日本等經濟相對穩定的發達國家和地區。絲路基金成立之后，我們肯定會在投資區域、投資標的等方面有所調整，對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會有更多的關注。

　　其中的原則，即在任何階段都盡力保持外儲投資結構的最優化，保持資產配置的最優化，并隨著國家戰略、國際格局的改變來不斷調整和改善投資結構，做到與時俱進。

　　外管局自身“動刀”

　　《財經國家周刊》：許多改革的終點和難點，往往都是對管理機構自身的改革。中央提出簡政放權、放管結合作為各部委改革的重要切口，外管局在給自己“動手術”的過程中，有過哪些經歷和規劃？

　　易綱：今年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繼續將簡政放權、放管結合作為了機構改革的重頭戲，強調加大改革力度并提出了更高要求。擔任外管局局長多年，我的感受非常深刻。

　　早在2009年，外管局就提出了“五個轉變”，并認真履行了轉變外匯管理理念和方式的任務，加大簡政放權力度。這“五個轉變”，即從重審批轉變為重監測分析；從事前監管轉變為強調事中、事后管理；從重視行為管理轉變為更加重視主體管理；從“有罪假設”轉變到“無罪假設”，從“正面清單”轉變到“負面清單”。

　　《財經國家周刊》：長期以來外管局一直相對神秘，其為自身動手術的“五個轉變”尤其簡政放權方面，有哪些具體體現？

　　易綱：縱觀這五年，我們的改革已經能看到較大成效。

　　第一個成效是大力推進了簡政放權，逐步做到了便利貿易、便利投資。為此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取消進出口收付匯逐筆核銷這一制度。

　　該制度已有20多年歷史，“動刀”起來并不容易，且每年我國進出口貨物貿易規模達數萬億美元，進出口收付匯達幾千萬筆，工作量巨大。因而，這項改革耗時兩三年，最終將進出口收付匯的逐筆核銷簡化為在總量上對貨物流和資金流的后臺監管。

　　此外，我們還極大地簡化了資本項目的管理工作，資本項下行政許可項目從2009年的59個子項減至17個子項，降幅超過70%。

　　第二個，我們大規模清理了法規文件，廢止了幾百個規范性文件，并將所有文件都公開透明地掛上網，讓公眾一目了然。

　　具體說來，為了打破管理上的“玻璃門”，使法規文件讓人看得懂、學得會、做得了，外管局僅僅在貨物貿易外匯管理改革上，就廢止了123個規范性文件，最終形成以一個指引、一個細則和一個規程為架構的貨物貿易外匯管理法規體系。總結起來，外匯局總局近年宣布廢止和失效規范性文件超過700件，削減幅度超過六成；分局則由上萬件削減為160余件。其目的，是讓公眾、機構對法規和業務清晰明了，方便其貿易投資和跨境經濟行為。

　　我們為此做了測算，僅貨物貿易外匯管理改革一項，每年企業單筆平均收、付匯時間分別縮短70%和85%，投入的人力資源減少了三分之一，每年可為企業節省人工、交通等費用近48億元。

　　《財經國家周刊》：在對外管局自身機構、業務系統的改革上，具體有哪些舉措？中央提出，簡政放權不僅要放得下去，還要接得住、管得了。外管局是如何在“動刀”中既保證效率，又管住風險的？

　　易綱：我們近年來改革還有一個成果，是整合了業務系統，便于銀行操作。

　　此前，外管局大約擁有30多個業務系統，眼下被整合為一個業務系統，即一個統一平臺。該平臺下分幾大模塊，包括企業端、銀行端和個人端等，系統內的所有數據庫完全打通，且全國聯網。

　　這一系統目前已經運行了幾年，正日臻完善、高效，外匯監管力度比過去更強了，因為信息、數據更實時更豐富了。這一舉措，徹底改變了過去每個人都必須接受檢查、每筆資金都必須核對的“有罪假設”方式，轉變為了“無罪假設”。

　　例如，系統將企業根據評級分為了ABC三類，A類企業信譽度相對較高，占比高達98%以上，后兩類企業的經濟行為會稍加限制，但總量不足2%。

　　另外，在服務貿易上也實行了“抓大放小”，對等值5萬美元以下的外匯收支項目不再審核單證，這類項目數量占比眼下超過了80%，但總涉及金額占比不足10%。

　　很切實的感受是，企業評級分類之后，其自覺遵紀守法的覺悟更高了，因為上述改革盡管加大了其業務便利性，但外管局后臺對跨區域資金流動的統計監測反而提升了。并且，我們還與企業簽訂了協議，即完全遵守協議條款的企業，將保證給予其便利，反之則不再享受便利。此外，資本金結售匯等業務已基本放開，只留下了諸如非房地產企業不得將資本金結匯用于房地產開發等少數的負面清單條款。

　　這樣的負面清單中，只包含了不超過10個方面的規定，絕大部分企業都極大地提高了便利性。由此，外管局真正做到了“放得下去、接得住和管得了”。

　　可以說，從“有罪假設”到“無罪假設”，從“正面清單”到“負面清單”，外管局這幾年的自身改革已經卓見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