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氣 涉險灘 求真知
——訪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
本報記者 趙登華
他一直是站在改革浪潮前沿的學者,2013中國經濟年度人物“終身成就獎”得主;他已年過八旬,卻仍活躍在教學、調研一線;他從教數十年,桃李滿天下;他寄情詩詞創作,筆耕不輟。他就是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
采訪厲以寧,話題從他出版的新書《中國經濟雙重轉型之路》談起,厲以寧說,“我自己認為,《中國經濟雙重轉型之路》是繼《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一書之后,又一本關于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的個人代表作。”
《中國經濟雙重轉型之路》與1990年由經濟日報出版社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一脈相承,仍以產權改革為核心,討論土地確權、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民營企業的產權維護、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鎮化等問題。可以說,《中國經濟雙重轉型之路》這本新書的醞釀和問世,既全面系統地反映了厲以寧的學術思想及理論體系,也讓人看到了一個經濟學家如何扎根實踐沃土,求索“經世致用”之道。
砥礪前行 厚積薄發
厲以寧早在中學時期,就立下了實業救國的志向。出于對知識的渴求,他1951年考進北京大學經濟系,希望能在經濟學領域有所建樹,并成為新中國經濟建設事業隊伍中的一員,助力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經濟面貌。
大學時代的厲以寧,廣泛閱讀經濟學文獻,深入研究學習經濟理論,不僅是勤奮好學的高材生,也是獨立思考的探索者。然而,畢業留校后不久,厲以寧在大約20年間歷經政治運動的磨難,在資料室“坐冷板凳”、下放農場勞動……,直到1976年才在學校里安定下來。但正是這20年的動蕩和坎坷,也讓厲以寧受益匪淺,他說,“面對資料室里大量的中外經濟學原著和幾十種國外經濟學期刊,我一頭扎了進去。”他不僅接觸到原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而且系統地學習和研究了當代西方經濟學理論,為此他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辛勤與汗水。海量的閱讀大大開闊了他的視野,也使他掌握了當代經濟學的發展脈絡,對許多經濟學前沿問題獨具慧眼。
同時,厲以寧的經濟思想也逐漸轉變,從純粹的學術研究轉向關注現實經濟問題。他說,“多次下放勞動,使我看到農村的貧困和城鄉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我發現自己在大學階段所學的那套東西同現實的距離是那么大。”他越來越認識到,中國畢竟有不同于世界其他國家的獨特國情,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既要鉆到經濟學教科書中去,同時也要善于“跳出來”。中國要富強,人民要過上好日子,必須從實際出發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
多年的閱讀與思考,與現實問題一經碰撞,便迸射出耀眼的智慧火花。他厚積而薄發,經濟學研究結出累累碩果。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在系統介紹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同時,他有關社會主義經濟的研究著作也接連問世,在經濟學界確立了公認的學術地位。《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于1998年被評為“影響新中國經濟建設的10本經濟學著作”之一。新出版的《中國經濟雙重轉型之路》,全書內容幾乎都來自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實踐,是用經濟理論對現實解剖和分析的精品力作。
粗略計算,僅改革開放后這些年,他就先后發表學術專著、個人文集、與他人合作著書各10多部,主編書籍20余部,發表學術論文數百篇。
經世致用 力推改革
厲以寧的研究成果豐厚,問他研究經濟問題的真諦和最大價值是什么?他認為是“有用”。他說,“文章發表得再多,不聯系中國實際,對中國的改革沒有用處。”作為學者,厲以寧希望自己的每一個研究都能“經世致用”。
始終以天下為己任,始終關注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始終以推進改革開放為主要的著眼點,這是厲以寧這些年作出一系列經濟學貢獻的突出亮點。在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他直面熱點,敢于涉險灘、勇于擔當,發表的觀點都嚴謹、獨到、鮮明,也因此獲得了“厲股份”、“厲民營”等稱謂。
改革開放30多年過程中,厲以寧的學術成就很多,他自己比較看重的是哪幾個?厲以寧回答,“第一個是股份制,第二個是就業優先,第三個是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第四個是提出城鄉二元體制的改革。”現在回頭看,他的這4個學術貢獻,最初提出時幾乎都遭受過“炮轟”,挨過“板磚”。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多數人開始認同了他的主張,也感到了他對宏觀經濟運行問題的前瞻性和預見性。
20世紀80年代,厲以寧提出在中國要積極引進企業股份制度,頓時質疑聲四起。他卻義無反顧、率先沖鋒,奔走于全國各地,作演講,寫文章,宣傳股份制,直至1997年股份制正式寫入黨的十五大報告。2009年11月,第二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揭曉,《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理論》以84票贊成獲獎。這一理論被認為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最具代表性的經濟理論之一,對國有企業股份制的推行以及證券市場的培育奠定了重要基礎。
時過境遷,談起當時所受的壓力,厲以寧坦然一笑,“排除那些扣帽子式的所謂‘爭論’,正常的學術爭論是學術繁榮的必由之路。而且,任何經濟學家都不可能是先知先覺者,必須跟著實踐走。我最初提出在中國實行股份制,只有經過實踐檢驗后才慢慢成為真正的理論,我的研究大都來自實踐。”
的確,經濟學是致用之學,經濟理論上的創新亦來源于豐富的社會實踐。厲以寧準確的預見性既源于他扎實的理論功底和對處在轉軌過程中的中國經濟獨到的理論分析,也源于他深入實際進行的調查研究。盡管現在厲以寧已經80多歲了,但他仍然堅持每年至少外出調研一兩次。正是這樣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研究,孕育出很多真知灼見,這從《中國經濟雙重轉型之路》一書中處處可見。他深入農村、林區、牧區,深入城市社區,足跡遍布全國各地。他在書中講見聞、講故事,娓娓道來,其中不乏順口溜、俏皮話,這些來自于實踐的故事、來自于群眾的語言,樸實無華,卻反映著深刻的經濟理論。
很多人都知道,厲以寧不但是一個改革理論的探索者、推廣者,也堪稱一位詩人。他1980年寫過一首七言詩:“隋代不循秦漢律,明人不著宋人裝,陳規當變終須變,留與兒孫評短長。”當時,中國改革大潮洶涌而起,厲以寧提出一些改革建議,遭到誤解與批評,但他堅信“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寫下此詩句表達矢志改革的決心與信心。1996年,厲以寧為他的《轉型發展理論》一書出版作了一首詞:“邊城集鎮荒丘,大山溝,多半見聞來自廣交游。下鄉怨,下海戀,下崗憂,了解民情不在小洋樓。”這首明白如話的詞啟示人們,經濟理論創新源于社會實踐,只有在讀萬卷書的同時走萬里路,才能真正觸摸到經濟的脈動。
言傳身教 桃李成林
在前不久舉辦的《中國經濟雙重轉型之路》的學術報告會和新書發布會上,來自中國社科院、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的部分專家學者談讀后感時紛紛由衷地表示,在座的很多經濟工作者、大學的經濟學老師,都是讀著厲老師的經濟學的書長大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厲以寧老師對中國的經濟學教學作出了卓越貢獻。
這個評價實不為過。在幾十年教書生涯里,厲以寧培養了大批學生,遍及海內外。2000年的一個周末,厲以寧的歷屆弟子三四百人從各地趕到北大,為厲老師的70壽辰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詩歌朗誦會。厲以寧登臺即興朗誦了自己的《破陣子·七十感懷》:“往日悲歌非夢,平生執著追尋。縱說瓊樓難有路,盼到來年又勝今,好詩莫自吟。紙上應留墨跡,書山總有知音。處世長存寬厚意,行事惟求無愧心,笑游桃李林。”為人師表的自豪與自信躍然紙上。
雖然現在他已是耄耋之年,也非常忙,但厲以寧始終牢記著自己是一名教師,以無私的胸懷扶持后生、誨人不倦。他每學期都給學生們講課,對學生論文中的標點錯誤都會細心改正。一位聽過他課的本科學生說,“厲老師講課大多數時間不用講稿,只在卡片上列出提綱。講課時,他會請某個同學發表自己的看法,或者講完一段后問大家,‘你們看有沒有道理?’”還有聽過他課的學生回憶,厲以寧教授的課程因為聽眾不斷增多,幾度換教室,開始是小教室,后來是中型教室,后來又換到大教室。
厲以寧不僅僅是北大講壇上最受歡迎的教師之一,他的經濟思想和他在研究中所表現出來的好學風、好作風、好文風,也深深地影響了一大批學生和經濟工作者,為推動一系列改革決策的出臺提供了強大的“正能量”。無論是他直接教過的學生,還是受益于他的經濟思想的“間接”學生,都尊稱他為“厲老師”。有的學生跟他出去調研,對厲老師的“接地氣”感觸深刻:在調研中,厲老師會婉拒當地政府安排的參觀活動,喜歡自己走走看看,直接跟農民聊天,獲得第一手資料。有人說,厲老師的研究從來不擺什么花架子,他的語言也都是非常直白、非常通俗易懂,他書中的每一頁、每一段都是自己思考了幾十年的成果。有人說,厲老師的研究深深地根植于中國的現實生活之中,值得我們永遠學習,他用言行告訴我們,搞經濟研究,不能熱衷、滿足于在書齋把經濟模型做多么好,而只有像厲老師這樣的研究才能解決現實經濟問題。
采訪的最后,厲以寧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描繪了中國未來改革發展的藍圖,但如何將藍圖中的一系列新突破、新舉措落實到位,還需要經濟學界花氣力、扎扎實實地去破解一系列重大課題。經濟學家們應當肩負起歷史責任,以良好的專業素養和職業道德,來完成歷史賦予的使命。